奥利维耶·施瓦茨是法国马恩拉瓦莱大学的教授，多年来一直对工人状况和劳工界进行跟踪研究。最近他接受了法国《人道报》采访时，分析了法国工人阶级的现状。

　　奥利维耶·施瓦茨指出，15年或20年来，人们看到工人阶级丧失了原有的机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之一就是包括煤矿、钢铁和冶金在内的部分重工业企业近10年来破产清理，而拥有真正的集体打击力量并具有真正的工人同一性的大批工人主要集中在这些重工业领域。

　　人们往往也由此而推断出，工人可能不复存在了。然而，法国还拥有很多的工人人口。据2000年最新的就业调查显示，工人人数大约为630万，占劳动力人口的27%。确实，这个比例30年来在不断地下降，可是超过600万人，这依然算是很多的。

　　在60年代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一个像法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里，能够完成越来越复杂的工作，并且技术越来越熟练的工人将会与技术人员靠近。相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作为普通的职工，确实有很高的技术，但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的需求，因此会与工人靠近。在人数众多的技术化工人阶级内部，“蓝领”和“白领”之间的界限逐步消逝。这就是“新工人阶级”的理论。

　　施瓦茨说，这种理论在当时确实表明了一些实际的变化，值得人们认真考虑劳工界所发生的变化。但是，它也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诚然，自60年代以来，工人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很多情况下已变得更具技术性或服务性。

　　而工人状况的各种最主要特点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殆尽，如繁重的工作、不安全的职业、缓慢增长的微薄工资，所有这些依然是当今的现实情况。

　　这些特点不仅依然存在或更突出，而且它们在今天还出现在第三产业的许多职业中，特别是贸易和服务业。25年来，随着工业工人人数的减少，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大量增多。

　　从社会关系方面来看，如今有关工人的定位是否与生活方式的关系更紧密，而不是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更紧密呢？

　　施瓦茨认为，工人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不过，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们今天还要像过去一样才能“感觉自己”是工人呢？有关这方面的各种研究表明，老一代工人和新一代工人之间如今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之处。老一代工人具备十分显著的工人的同一性，而新一代则明显减少。许多年轻人拒绝认同工人状况，尽管他们身为工人。这种拒绝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休息和休闲占去很多时间的社会里。年轻人更认同的是音乐、体育运动、娱乐、文化模式，而不是工作。许多青年工人现在更多地认为自己是年轻人，而不是工人。

　　施瓦茨分析了“自为阶级”衰落的原因。其中包括深刻的经济变化和客观存在的文化变化，也有来自世界和政治形势方面的深刻变化。

　　在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在工人家庭，年轻一代今天大都接受过中学教育，受教育时间延长。这一重要现象的出现打乱了各种社会化形态，也让人对出自工人阶层的年轻人难以辨认。如今身为工人的年轻人，他在学校里的兴趣和生活方式与大多数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他会更多地认同他这一代人的生活模式，而不是他原有阶层的模式。其次，应该承认，学校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各种愿望。一个青年工人，他首先曾经是一名中学生，曾想象过不当工人的另外一种前途，他或许不喜欢工人的状态。他之所以不愿意当工人，是因为为当工人做准备的专业课程、尤其是各职业教育学校已不像过去那样吃香。今天，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当工人往往被认为是一场失败。而对于上一代的工人来说，当工人让人想到的是一种自豪的概念。可是，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在人人都接受长期教育、进而大大提高了年轻人的求职愿望的背景下，存在着诸多的机会促使工厂里的年轻工人不积极地适应这一职业和这一状况，不认同当工人的工作。他现在是工人，但他不一定永远当工人。

　　另外，在此事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近20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化。自6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变化，诸如：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不稳定就业机会增多、脱离社会化的现象日益严重等，这些都深刻地改变了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代表社会民意的方式。从80年代初开始，来自百姓方面的就业不稳定和敏感、痛苦的脱离社会化现象显然成为社会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并且无疑改变了舆论、政治家，特别是左派政治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这是一场可理解的运动，但我们今天无法衡量出它在某些方面已造成怎样的消极影响。

　　很显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长期失业者或一个被迫“打零工”的年轻人的处境要比一个工人悲惨得多。

　　舆论逐渐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各种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并非真正来自劳工界、来自工人方面，而是来自那些无法再进入劳工界的人们。因此，有关城市政策的要求越来越多。左派某些人士在80年代认为，这些与城市政策有关的问题几乎比劳工界任何敏感问题都重要，这并非偶然。

　　至少，直到90年代中期，最能动员左派舆论的主题是被排斥者、“郊区”青年、种族主义等问题。这完全是可理解的。问题显然不在于左派十分重视所有这些问题，而是因为绝对应该重视这些问题，各左派政党也完全有理由这样做。问题在于这种重心的转移让人有了这样的看法，即工人问题已确实不再是主要问题。可能因为就业不稳定和失业的加剧让人感到，那些有工作的人的地位得到提高。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工人就像被统治、被压迫集团的原型；毫无疑问，当时的社会问题就是工人问题。从出现社会排斥、失业和就业不稳定的情况开始，工人的处境好像算是运气不错的。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就好像左派在重新确定一种新型的社会问题，从而对劳工界和工人状况的问题不感兴趣。

　　正是因为如此，工人才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左派在80年代逐渐停止了真正地与工人对话，而它明显地对其它的“事业”越来越感兴趣，如郊区、年轻人、种族主义。这些事业当然也是正义的。可是工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到自己被抛弃了。

　　这种情况即使左派上台和工人对它的期望很高也仍然存在。掌权的左派显得不那么咄咄逼人，它改变了自己的讲话，显得更现实，更少地考虑劳工界的忧虑和愿望。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左派让人感觉它要更多地关照城市青年和移民，而不是工人。或许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但并非唯一的促使国民阵线发展壮大的原因。

　　“社会下层”这种表达法与“工人”一词一样，显然不是很确切。工人和非工人、社会下层与非社会下层之间的界限从来就不是十分明确，而且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不明确。要谨慎地使用这样的表达法。它确定了一个具有某种社会状况和条件的整体，其特点就是在劳工界的地位不太高、社会身份卑微、具有一定的经济脆弱性，尽管还算不上是很不稳定。总之，尽管教育普及，而在“社会下层”中，人们会想到远离“教育资本”、远离学识。因此，这种表达法的作用在于，它强调，发展第三产业、提高教育水平并不会让这一阶层的人消亡。然而，应该认识到，工人和非工人、社会下层和全社会之间的社会界限尽管没有消失，但在今天也是十分模糊。社会划分依然明显地存在，但已不像从前那样清晰可辨。这对于社会学家和工会领导人来说都同样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远离整个社会、生活在工人住宅区、颇具自豪感的工人已不复存在。今天的社会下层、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在文化方面紧密结合，分享着全社会的时尚、文化，因此，各种界限和划分很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