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势不可挡，发达国家更是一马当先，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那么，是什么力量，驱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为了揭开这个秘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71年出版了《各国经济增长》一书，他的研究别开生面，极有创造性，在国际学坛曾轰动一时。

　　按照以往流行的观点，劳动和资本投入，左右经济增长速度。哈罗德、多马以及索洛等经济学大家，就把劳动和资本看得举足轻重，并以此作为他们建立增长模型的基础。而库兹涅茨通过统计分析，却发现另有端倪。他算了两笔账：一笔是劳动投入；一笔是资本投入。就劳动投入而言，在一个世纪里，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数据，劳动力的确在增加，不过总人口也在增加，两相抵消，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甚微。而与以往相比，工人上班时间普遍缩短，从而劳动力人时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不仅未见增加，反倒呈下降趋势。算下来，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每年增长不到1%，人时总投入量占总人口的比例，每10年还下降2—3个百分点。所以，劳动投入尽管对总产值的增长有所贡献，但对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却是无助于益。至于资本投入，增加的资本比起增加的人均产值，少了35—45个百分点。如果说经济增长是在飞奔，而资本增长则是在缓慢爬行。看来，资本投入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在进行粗略计算后，库兹涅茨得出结论，经济的高增长，25%来自劳动和资本投入，75%来自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能决定乾坤的，是生产率。那么生产率的高增长，凭借的又是什么呢？是科学技术。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工艺革新和创造发明，鸟枪换炮，劳动力和资本质量显著提高了；同时新兴部门大量涌现，并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这些都成了推动生产率增长的强大动力。

　　接下来，作者又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分析，以便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中，把握住结构变动的大趋势。为了研究的方便，作者把生产结构区分为A、I、S 3个部门，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三次产业。沧海桑田。一个多世纪里，发达国家3个部门的座次，已经重新排过。A部门地位一落千丈，由过去占总产值的40%-70%，降到今天的区区几个百分点；I部门异军突起，占了总产值的半壁江山；S部门则稳中有升。I部门的迅速崛起，依赖的是运输、通讯、水、煤、气、电以及制造业的勃勃生机。S部门中，银行、保险、房地产则成为中流砥柱。劳动力结构总体上看，与产业结构相对应，但略有差异。在A部门，尽管就业比例也在大幅下降，但通常高于产值的份额，一般为10%-20%。人多产值小，从一个侧面说明，A部门的人均产值，低于S和I部门。I部门的就业，由于制造业等行业中，出现了“机器排挤工人”，所以，与产值的飚升相比，逊色不少。S部门则占尽风流，成了就业的主战场，大部分劳动力，在这里被消化掉了。

　　生产结构之所以“剧变”，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演变”。民以食为天。在现代经济之前，人们基本上是刀耕火种。丰衣足食，恐怕就是芸芸众生的最大愿望。所以当时大部分人，就只能是面朝黄土，背负青天。后来经济发展了，生产率提高了，吃饱穿暖已不在话下，人们就有了“非分之想”，想穿金戴银，想乘飞机，坐小车，想保健、娱乐和良好的教育。这时，部分人就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新的行业，以让人们美梦成真。产业重心转移了，从农业偏向了工业和服务业。需求结构的变动，成了生产结构变动的第一个原因。导致生产结构变动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外贸易。库兹涅茨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一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而技术变革，带来了费用低廉、方便快捷的交通通讯，使得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能够在世界舞台上一显身手。这样，进出口结构的变动，必定会使生产向着自己的强项倾斜。但在库兹涅茨眼里，技术创新才是重中之重，是贯穿现代经济增长的主线。正是有了技术创新，才有了生产率的迅速提高，经济增长的突飞猛进，也才有了生产结构的日新月异。比如发明了蒸汽机，机械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就成了时代的宠儿。有了发电机、发报机和电话机，电力通讯就成了行业发展的领头羊。技术创新不仅直接造就了一批新兴产业，而且还附带出了一连串的相关产业。如汽车的普及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使近郊居住成为一种时尚，商业网点“连锁”到了居住小区，建筑业、房地产业、服务业脱颖而出了。同时，汽车进入千家万户，造成空气污染，我们生活中就又多了一个环保产业。

　　库兹涅茨在指出结构变动趋势的同时，反复强调了科学技术、生产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科学技术、生产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环环相扣，说起来好像挺复杂，其实相互间的关系，就是水涨船高。比如科学技术的“水”涨了，生产率就会来一次“大跃进”，产业会升级，经济自然也会欣欣向荣。

　　有人说，经济和政治是连体婴儿。确实，经济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经济的高增长，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库兹涅茨在《各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最后指出，现代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变化，已渗透到人们的观念、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多子多福遭到唾弃，少生优育成为新的追求，人们更加向往自由。家庭作坊发展成为巨型公司，个人业主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家族企业开始蜕变，用人不再任人惟亲。为了协调市场，各种中介组织应运而生。为了避免经济集团因争权夺利而大动干戈，完整的法律体系建立起来。政府的职能，也由“守夜人”，逐步地朝着“家庭保姆”的角色转化。（王东京 赵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