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刚到报社，翻看《财富》、《商务周刊》等英文杂志，CEO就是令我大惑不解的一个英文缩写。向曾在美国做经济记者多年的同事请教，想了半天他也没说清这东西在中文里究竟应当怎么叫，只是告诉我：这是美国公司里实权最大的一个职位，基本上跟中国人熟悉的厂长、经理什么的差不多。

　　像这样关于CEO的模糊解释在我心里经典地延续了很久，直到最近几年“首席执行官” 的叫法开始流行才算作罢。不过这种叫法也不是一开始就被大家接受，1997年写了一篇关于波音公司CEO康迪的文章，报社国际版夜班的编辑硬是执着地在半夜里把我召去，质问“首席执行官”是个什么东西，怎么在纯种的资本主义大公司里混出了“官位”，真是急死人。

　　要不是后来在管理课上学欧美有关公司治理结构时下了些功夫，可能到现在我还搞不清CEO是个什么东西。CHIEFEXECUTIVEOFFCIAL，直译成“首席执行官”在中文里可算是非常贴切，也有人仍称之为“总裁”。倒不是说这两种称法在中文不能混用，关键是你怎么理解CEO的真实含义，而不要光顾着赶一回国际时髦。

　　回顾西方股份公司发展历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事，股东们激励并约束职业经理人就靠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对重大决策做出决定，职业经理人负责执行，这样拉拉扯扯运行了上百年。而在传统的董事会与总经理之间设立CEO一职，事实上是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公司治理结构创新时的一个结果，其初衷是要解决由于公司规模过大、董事会决策效率不高、决策层与执行层脱节等弊病，也就是把一部分本应由董事会决策的权力下放给职业经理人，为了区别于传统意义上负责执行决策的总经理，美国人想出了CEO这一职位名称。

　　按照这样的治理结构设计，董事会主要讨论重大战略决策，具体发展与实施决策权由CEO来定，同时再配以主管财务的CFO，负责日常运营的COO，以及打理技术的CTO或信息技术的CIO，这些“O”们组成了公司里最具实权的金字塔顶小团体，CEO居诸“O”之首，则是个儿最大的萝卜，除了董事会，谁都得听他的，很像中国古代权倾朝野的一品宰相。

　　股东们也许会担心，CEO权力过大反客为主。比如韦尔奇，在通用电器公司CEO的位子上一坐20年没动过窝，年薪高达2000万美元，还可根据业绩分得可观的花红，而通用电器最大的股东不过持有公司3%的股票。但韦尔奇不仅没有被欧美企业界视为祸害，相反他备受同业尊重，因为他们认为韦尔奇是在重重监督之下久经考验的CEO：董事会定期对韦尔奇进行考核，成千上万的证券分析员每天都在研究、点评通用的功过，华尔街日报等权威财经媒体时时关注并向公众披露通用的变化。要是韦尔奇没两下子，早就像那些短命的跨国公司CEO一样消失了。

　　《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就显示，美国500强企业中，前200家大公司CEO在位的平均时间越来越短，1980年有46%的人任职不到5年，41%能干6——10年；而到了199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58%和38%。《财富》杂志还称，在世纪之交，那些不称职的CEO被解雇的可能性比他们的前辈高出三倍，看看去年下半年以来，吉列、雅虎等著名公司的CEO相继换人，可以说《财富》两年前的预言不虚。

　　从去年张瑞敏开中国企业家风气之先起，已有越来越多本土的CEO们粉墨登场。除了风光一时的网络公司CEO成堆，在国企或传统产业类公司里，尤数家电类企业的CEO风头最盛，春兰的陶建幸、长虹的倪润峰等，一举一动都能牵动很多人的视线，也真是羡煞了多少国际家电业巨头的CEO们。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在浙江对当地企业家的一次调查。65%的人不知道或没听说过CEO是什么东西，在知道CEO的人中，82%的人认为CEO只是网络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与传统企业无关。虽然并不清楚CEO是什么，但如果周边的企业经理纷纷改叫CEO，几乎所有被调查者表示自己肯定会仿效。

　　我当然也不愿意以偏概全，就此不把本土的CEO们放在眼里。中国离WTO没几步了，在自觉向所谓国际惯例看齐方面，中国人的执着精神在全世界都不多见。习惯上，CEO给人的感觉是很隆重的一个称谓，它往往意味着这家伙统率着一个年营业额数以十亿、百亿美元计的跨国公司。我也相信很多中国本土的CEO们有足够的雄心壮志去超越那些国际庞然大物，但我还是多少有些担心。

　　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吴敬琏多年来已经喊破了喉咙，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已成为公众公司的上市企业一个个因治理结构混乱而相继蜕变。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本土CEO迭出自然也不会是什么好事。因为我辛辛苦苦攒起来投入股市的钱，已经被CEO们用去买气派的商务机了，想到有一天洪水来了他们会借口商务机太小不带上我这股东，心里就堵得慌。木乔／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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