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成为“财富全球论坛”的座上嘉宾，中国人确实为崛起的中国企业家感到骄傲。然而，假设财富论坛不是在香港，不是在上海，不是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么有多少位中国企业家会受邀请呢？恐怕没人敢作出乐观的回答。当然，一切还是在前进。这几年，张瑞敏带着他的海尔，柳传志带着他的联想，走向了哈佛大学的讲坛。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了，只是要直通世界财富的中心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走出500强情结陷阱

　　在香港财富全球论坛，几乎没有哪家中国企业提出要冲刺“全球500强”了。而在前几年，“冲刺500强”曾是企业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在1999年的上海财富全球论坛上，中国企业的“500强情结”开始遭受强烈的批评。经济学家樊刚的发言发人深省：“看500强关键要看人家的竞争力，而不是规模。要拼凑出一个集团、一个高的产值容易，但是有没有竞争能力则另当别论。中国现在究竟有几家企业进了500强，我一点儿都不关心，因为这些企业还都算不上是从无情的市场竞争里打杀出来的。”张维迎说得更绝：“以大为目标，就难免借助一些无效率、对长期经济发展有损害的手段———最简单的比如无效率的‘强强联合’，比如凑资产。如果单纯为了进入500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为一个股份公司就可以，肯定是第一。”

　　看看目前世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名单：第58名是中国石油化工公司、第83名是国家电力公司、第208名是中国工商银行、第236名是中国电信、第255名是中国银行、第307名是中国化工、第341名是中国农业银行、第364名是中国建设银行、第413名是中粮集团。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企业所在的行业都具有很强的国家垄断色彩，它们的上榜最多只能说体现中国经济的特色。悲观的说法是企业所在行业的体制僵化。因此，国有企业家提起500强，心头并不轻松。

　　就算是确实在市场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或股份制企业，也不再轻易放风了——这种“做秀”方式已经被视为拙劣幼稚的行为。海尔总裁张瑞敏说得很实在：“我们才刚刚起步，现在是借鉴人家的经验，缩短差距的时候，不应过多地谈论500强话题，我们与人家差的不是一个层次。”

　　在这次财富全球论坛上，多位中国事务专家都一致认为，中国一般行业的企业在三五年内不大可能进入500强，但如果在与其它国家的公司较量之前，中国企业如果能在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做得无懈可击，可能是更好的策略。

　　如何面对全球化浪潮

　　与500强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柳传志在财富论坛圆桌会议上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中国的企业欢迎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因为只有进来了才能一起把“饼”做大，但中国企业也在考虑竞争的问题，如果竞争不过就多加强合作。”这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企业家的认识。

　　再没有人对中国是否能加入WTO表示怀疑。一切话题都是在默认中国加入WTO之后的条件下展开的，比方圆桌会议的议题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科技发展”，专题研讨会的议题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商业环境”。

　　也没有人像以前一样惊呼“狼来了”，而更多的是实实在在考虑如何在中国市场中与外企“和平共处”、互相竞争的问题，更有魄力的企业家则也考虑中国企业如何走出世界，扩张自己的领地，变成真正的跨国公司。

　　中国石化老总李毅中认为，市场竞争的加剧有利于引进外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中石化早在五、六年前就在思考如何应对全球化，并已确定了基本的发展策略，包括：扩大资源、调整结构、扩展市场、对外开放。中石化不排斥作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最佳合作伙伴，因为国际合作既有助于国外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石化引进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高市场竞争力，目前，合资经营加油站的准备工作已全面开展。

　　远大空调年轻的行政总裁张跃说，对于制造业来说，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国外制造业的水平很高。但是远大是以独创技术闻名的制造企业，对于“入世”很兴奋。对我们来说，不是国际公司进入我们的市场，而是我们会进入国际市场。我们在1年前就进入欧洲市场，但是我们面临40%的关税，而且我们的原材料的90%从欧美进口，“入世”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计划3年内使国际市场的营业额超过国内市场的营业额。

　　什么阻碍了中国企业强大

　　在中国经济摆脱在全球的劣势地位之前，“什么阻碍了中国企业的强大”这一议题必定是任何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论坛摆脱不了的焦点。

　　对这问题的答案很多。有人说，管理的落后使得中国企业一大就“发胖，变懒，无法快速走路”；有人说，是亚洲的裙带主义造成企业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有人说，是政府的干预导致企业腐败和高风险；有人说，是企业家素质较低，不能适应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当然，相当多人把中国企业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新技术、资本、人才的匮缺。

　　在这次论坛上，答案比以前集中得多：解决产权问题是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看来，中外经济学家长期的探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了。

　　海尔一直是经济学家分析的样板。张维迎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几次：“我去过海尔，海尔是比较健康的，从技术到管理都没有问题。但海尔和其它优秀的国有控股企业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就是产权制度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接班人问题。张瑞敏凭借他的能力与魅力，凭借他与上下左右的关系，能够有效控制海尔，指挥海尔。但是假如他离任，继任者能不能获得他那样的权威？”

　　论坛开始的第一次讨论会，中国企业的产权结构马上就上升为头号议题。一位美国风险投资公司领导人首先问中国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联想的产权结构是怎么流变的，现在实行的职工持股是否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柳传志回顾了联想在1984年成立之初的投资状况和后来的改制过程，明确表示：尽管经过了多年努力和诸多波折，但现在联想有35%的股份为职工持有，这一点国家是给予承认的。不过，柳传志承认，联想的这种改制方式目前还只是作为一个试点，未必适用于所有公有制企业改制。四通董事长段永基说，尽管全国各地的情况还有所区别，但北京已经出台政策，规定新注册的公司的出资比例完全自由，以知识产权或个人资质入股所占比例，只要其他出资方同意，政府也不做任何限定，所以，段永基强调说：“北京在这方面已与国际接轨。”

　　在国外企业家眼中，产权问题并不只是解决所谓的“所有者缺位”或者实行“股份制”那么简单。他们更希望中国有对产权保护的明确法规，有产权流动的自由和灵活性，更重要的是要有整个社会的诚信和透明度。（本报记者吴延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