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研讨会不久前之所以选择在福建泉州召开，是因为当地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达到了农业结构调整的目的，被有关部门称为“完善土地承包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土地经营制度创新的一次有益探索”。

　　从弃耕抛荒到规模经营

　　记者在泉州采访中发现，目前该市农地经营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耕地股份合作制，二是集体土地使用权租赁，三是专业户连片承包。此外，还有耕地入股、农工联营、企业经营等。

　　据泉州市土地局局长邱耿华介绍，其理论根据是基于对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与土地承包权、使用权可以分离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又来自于泉州市的乡镇企业比较发达，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耕地粗放经营甚至弃耕抛荒非常严重。这样，如何推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如何实现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等，成为摆在各级各部门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晋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贻萍介绍说，该市陈棣镇曾做过一个调查表明，每个农业人口来自耕作农地的收入为74.8元，仅占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3.4%。他说，由于农户经营土地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低，粗放耕作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农村家庭甚至把农业生产视为“包袱”，或“明种暗荒”或干脆弃耕抛荒。

　　而陈贻萍同时提供的数据表明，2000年，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535亿元，财政收入1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972元；全市41万农村劳动力中，有30万农村剩余劳力从事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占73.l%；农民收入中85%来自农村二、三产业。

　　据了解，通过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集中，泉州农村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的生产格局。仅晋江市已有种粮专业户4402户，承包面积2.45万亩，其中承包100亩以上的大户有62户。目前，该市已有粮食、蔬菜、茶果、畜牧等规模经营实体3.2万多个，其中的种粮大户723户，承包面积达5.57万多亩。经过多年来集体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泉州市已逐步形成了以晋东平原为主的粮食生产基地、以郊区为主的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以福厦线沿线为主的龙眼生产基地、以永春为主的芦柑生产基地和以安溪为主的乌龙茶生产基地。这些基地的形成，引进了240多家农业“三资”企业，总投资5亿美元。1999年，全市农业三资企业产值3.2亿元，出口创汇800多万美元，直接提供1万多个农村劳动力就业岗位。

　　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缺陷

　　此次会上，国土资源部提供了一本由该部政策法规司甘藏春司长主编的《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也谈到了抛荒的问题。不过，更让专家学者们关注的是比抛荒更深层次的东西。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牛若峰教授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农用土地所有制几经变迁，最后确定为“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那么，谁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产权的主体？牛若峰教授说，《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为乡、村及村以下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在实践中则以后两种情况居多。第一种是村集体所有。原人民公社以村为单位设立生产大队，改革后建立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由它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以这种行政组织兼公有财产的产权主体，从法权属性和“政企分开”的角度看，似乎不顺，但这已是既成事实。第二种情况是组集体所有。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时，原生产队变成村民小组，由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

　　他说，从历史角度看，由原生产队——村民小组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产权主体，实际上承袭了当年界定的“以队为基础”的产权主体。不论村集体所有还是组集体所有，由村民自治组织兼任集体土地产权主体，都嫌“名不正，言不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韩俊说，“除了农地产权制度不够完善外，地权的稳定性得不到有效保障。”

　　他说，农村改革以来，政府也一直在探索加强和扩大农民土地使用权的途径。尽管政府多次重申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并未真正落实。现实中土地的调整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土地的频繁调整与过短的土地承包期限，使得许多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缺乏安全感，从而严重地损害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还表现在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仍不够充分。例如，在现行制度下农民缺乏抵押土地使用权以获取银行贷款的权利。

　　土地流转与“30年不变”并不矛盾

　　泉州惠安走马棣从1979年起推行的“耕地产权租赁”，在这次会上备受专家学者的关注。

　　据介绍，该县中绿公司以承租土地使用权、向农民提供就业的的方式，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开展菜粮轮作，推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土地流转与“30年不变”的矛盾。

　　1998年国家修订《土地管理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载入了法律。惠安县委书记廖小军说，开始他们对土地流转与“30年不变”是否矛盾有顾虑，后来通过探索，才找到答案。

　　他说，“30年不变”是稳定农村的大计。如果辨证地看，这正是推动土地流转的有利条件。只有农民的承包权稳定下来，农民的心里头才有个底，才能放心地外出闯世界，土地流转也才有更多的空间。

　　因此，惠安在推行土地流转的宣传中，强调“五个确保”，即“确保土地所有制不变，确保承包权不变，确保农民有田租拿，确保农民有活干，确保农民增收”。

　　与会专家认为，土地流转的改革焦点实际上是承包权与使用权(经营权)的关系。从大的方面讲，在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的权利是包产到户的那份责任田的承包权，而土地流转后农民承包的那块责任田还是记在他的名下，只不过是这责任田的使用权(经营权)分离出来参与土地流转，使土地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发挥更好的效益。所以说，土地流转与“30年不变”并没有矛盾；相反，土地流转后农民的承包权除了“土地证”外还以合同签约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表达得更加具体，其契约期限与“3 0年不变”相统一。这不仅是对农民承包权的肯定，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承包权的内涵，更适应了新阶段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杜登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