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幅波动具有明显的上升和下降阶段，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从1978-1999年，这种波动大体可化分为四个周期：

　　1978-1986年为第一周期；

　　1986-1989年为第二周期；

　　1989-1993年为第三周期；

　　1993-1999年为第四周期。

　　除第四周期外的每一周期内，人均收入增幅均逐渐增大至最大值后，次年降低至最小值。

　　具体说来，在第一周期，人均收入增幅由1985年的波峰值16.6%，降低到1986年的波谷值3.2%，降幅为13.4个百分点；第二周期，由1988年的波峰值6.4%，降低到1989年波谷值-0.2%，降幅为6.6个百分点；第三周期，由1992年的波峰值5.9%，降低到1993年波谷值3.2%，降幅为2.7个百分点；第四周期，由1996年的波峰值8.9%，降低到1997年的4.6，降幅为4.4个百分点，之后人均收和增幅一直呈下降状态。从波动幅度来看，四个周期的波动幅度依次为13.4%、6.6%、2.7%、5.1%，基本呈递减态势。从人均收入年均增长速度看，四个周期的上升阶段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5.2%、6.4%、3.2%、8.9%。

　　一、宏观经济形势对收入增幅波动的影响

　　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幅的波动与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的波动大体上是一致的。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波动主要是以经济增长过热，导致物价上涨过快，随后是政府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控，最终使经济增长率降低，并控制通货膨胀为表现特征。

　　1979年的经济过热和1981年的经济紧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初，开始了以农村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调整了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调动了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但由于百废待兴，致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增加，1979年不包括国债在内的财政赤字高达170.6亿元，八种农副产品提高了价格，价格总水平上升达22.1%，与城市相关的农副产品价格也随之猛然上涨，当年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增长率为20.8%，1980年达到了22.6%的高水平，商品零售价格1980年上涨了6%，而1979年仅为2%。为了减少财政赤字，缓解通货膨胀，政府在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通过加大农村改革的力度放开部分农副产品经营，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城镇货币收入过快增长，紧缩国家财政支出等措施使经济步入低谷。在经过1981年的调整，我国经济迅速恢复了较快的增长，农业发展进入了建国以来的黄金时期，农业产出连年大幅度增加，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1978-1985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幅年均达到15.2%，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

　　1984年的经济过热和1986年的经济紧缩。随着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成功，改革重点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围绕增强企业活力，国家实施了“放权让利”的改革取向，企业经营自主权明显扩大。在经济搞活，宏观经济形势比较好的的同时，由于相应的宏观调控机制没有紧跟建立，在1984年的第四季度，出现了投资和需求的双膨胀。1985年末和1986年初开始实施紧缩政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由1985年的13.5%降低到1986年8.8%，农民人均收入增幅也由16.6%剧减为3.2%。这次紧缩性的政策并未造成经济的极度低迷，198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又恢复到两位数的水平，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又进入新一轮的增长阶段，并且在这轮的增长阶段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达到5.8%。

　　1988年经济过热和1989年经济紧缩。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改革全面展开，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因而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出现了信贷失控、投资失控、消费失控和赤字高增的现象。从1986年开始，物价上涨幅度逐年增大，1988年全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为18.5%，全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也突破两位数，全年现金流通量达到2134亿元，一年增幅达46.7%，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在这种形势下，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实行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力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努力增加有效供给，整顿商品流通秩序等，使居高不下长达20个月的零售物价指数，从1989年4月起才开始回落，治理整顿初见成效。由于这次紧缩力度过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由11.3%降低到4.1%，1990年继续降低到3.8%；同时农民人均收入增幅也从6.4%降低到-0.2%，之后进入了最慢的增长阶段，这一上升阶段的人均收入年增长速度只有3.2%。

　　1992年经济过热和1993年经济紧缩。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旧的计划调控机制逐渐实效，新的宏观计划调控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政府在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放松了对直接融资的管制，专业银行自身利益得到强化，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乱集资、乱拆借的行为，使得政府通过控制贷款规模以控制市场货币流通的措施失效，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物价总水平不断攀升，达到两位数。在这种情况下，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宏观调控，这一次政府在行政控制的同时，加大了财政、金融、投资等各方面的综合配套的力度，施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加大了对供给的结构调整力度，这一综合性的调控政策，使我国经济在以较快速度持续增长的同时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因此，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只比1992年下降0.7个百分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幅度为2.7%，比前两次下降幅度都要小。此后人均收入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比较快的阶段，达到年均6.4%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在比较高的速度上呈下降趋势。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外贸和经济增长带来了极大压力。1998年，中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政府债券，扩大政府投资，同时也适度扩大了货币供应量，由于通货紧缩，市场疲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宏观经济形势严峻，家庭人均收入增幅在持续增长三年达到1996年的8.9%之后一直呈下滑趋势。

　　由此可见，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幅呈周期性波动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交替变化的影响。一是直接影响，即通过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和产出的影响，而直接引起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减少；二是间接影响，即通过对二、三产业的作用，从而加快或减慢二、三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而引起农民收入的变化。

　　二、农业政策对收入增幅的影响

　　1979—1984年是改革的起始阶段，农业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时期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是摒弃旧的人民公社体制，施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于经营方式的变革而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极大的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释放了过去长期被压抑的生产潜力，使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1984年出现解放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卖粮难”，二是国家采取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从1978年的557.9亿元，增加为1984年的1440亿元，1984年比1978年增长了1.58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53.7%，年均增长7.4%，其中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98.3%，年均提高12.1%，扣除价格因素，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达到14.9%。

　　1985-1988年农业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和调整。首先进行了农产品统购派购体制的改革。1985年初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文件规定：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尽管粮食和棉花在1985年大幅减产，但农产品收购价格比上年增长8.6%，加之其他农产品产量如油料、甘蔗、水果。烤烟大幅度上升，所以农民人均收入仍比上年增长了16.6%。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速度与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变化方向大致上是一致的。其二，实行了不利于农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和工农产品比价政策。在1985一1988年的四年中，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有三年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有两年低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而这四年间，国家财政分部门收入中，农业财政收和增长速度有三年超过工业财政收入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启，国家财政只有1年是实际收入增长，其余3年为负增长，工业财政收入4年均为负增长，而农业财政收入有3年为正增长，并呈上升态势。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1985-1988年粮肥比价分别为1：1.13、1：1.23、1：1.19、1：1.04，粮肥比价失调，农民种粮纯收入降低。其三，实行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扶植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数从85年的1222.5个增加为1988年的1888.2个，年均增长速度为15%。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总量上开始弥补因国家财政收支不利于农业的状况，因此农民人均收入增幅从1986年开始仍呈增长态势。

　　1989-1992是又一轮农民人均收入增幅的上升阶段，也是农民人均收入增长最慢的时期。在国民经济治理整顿的大背景下，实行国民收入分配中增加农业分配份额，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大幅度地提高了粮、油统销价格，取消了大米专营制度，在保证完成定购任务的前提下，放开了粮食市场。然而，在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农产品全面较大幅度地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只有微弱增长，1989年农民人均收入为负增长，1990年也只有1.8%。这主要是由于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下跌。由于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定购价太低，与市场价的差幅一般在50一100%之间，导致农民少收入200-300亿无，1990年再次出现“卖粮难”，市场粮价下跌，1至8月三种主要粮食(大米、小麦、玉米)市场平均价下降17.58%，国营商业粮价下降11.76%。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1989年比上年提高了18.9%，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提高18.8%，由于农用生产资料涨价致使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二是各种负担越来越多和沉重。1989年农民均负担仅集体提留。乡统筹两项就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7.67%，人均371元，加上各项社会负担，人均负担占纯收入的10-13%，远远突破5%的临界点。三是受国民经济宏观环境的影响，乡镇企业效益降低，以及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且有回流，使农民收入下降。随着“八五”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展开，国家采取切实措施向农业倾斜，扭转多年累积的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农业生产外部条件的改善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92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达到5.9%。

　　1993-1996，农民人均收入增幅由3.2%逐年上升至8.9%。1993年是各级政府和部门全力重视和保护农业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央出台了许多鼓励农业，特别是粮棉生产的新政策和新措施。如各省区都制定并颁布了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和生产资料最高限价。但粮食最低保护价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保护价反而使农民吃了大亏。与粮食保护价相反，农业生产资料最高限价限不住，限价变成提价。1993年1-5月，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上升了11.2%，远远高于农产品收购价格5.5%的上升幅度。1993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幅比上年回落了2.7个百分点。1993年10月和1994年3月召开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延长土地承包期，较大幅度提高粮棉收购价格等，保证了1994年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稳定发展。1995年实施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有明显改善，1995年国家计划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1994年增加24.9%，国家财政安排的支持农业发展资金总额比上年增长11.1%；粮食价格继续在高价位上运行，其他农产品价格是稳中有升。1996年的政策主要是依法加强耕地保护，稳定粮棉种植面积，切实解决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高、订购粮价格低、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等。1996年农民收入增幅达到8.9%，是近十年最高水平。

　　1997-1999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幅持续下降。1997年继续实行向农业倾斜的政策，提高计划财政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积极推进农业投入体制改革，建立和扩大各级水利建设基金、农业发展基金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鼓励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促进社会资金向农业开发、农产品加工，特别是贸工农一体化经营项目聚积，加大农业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吸引国外贷款和外商投资。1998年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实行顺价销售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同时加快粮食企业自身的改革，特别强调国有粮食企业要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水平。但继1996年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后政府继续进行新的经济刺激和单纯依靠市场需求增长来增加农民收入都已十分困难。这主要是由于1996年之后农产品卖难普遍化，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各地相应调低了粮食收购价格和保护价；1998年乡镇企业新吸收的劳动力比1997年减少100万，乡镇企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水平下降；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影响收入的提高；农民不合理负担过重，尤其是有的地方的水费、电费、教育附加费向农民收的太多。

　　三、市场变化对人均收入增幅的影响

　　农户作为生产者要面对两个市场：一是消费品市场，另一个是生产要素市场。在消费品市场上，农户是农产品供给者；而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农户是要素需求者。农户收入的多寡最终取决于销售收入与成本之差，1978年以前农业生产完全由政府所控制，政府规定了几乎所有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并且不允许在规定之后出现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1979年以来农户作为独立生产经营者的地位随着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进程而不断得到强化，农民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在以市场化取向为目标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中，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基本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4年为第一阶段，由家庭承包经营取代集体经营，逐步引入市场因素，缩小了统购派购范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同时允许市场交易出现。国家统购派购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1981年的113种减少为1984年的60种，18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幅度为22.1%。这段时期我国总体呈短缺经济状态，对农产品的需求几乎趋于无穷，即在既定价格条件下，农户可以卖掉他所愿意售出的任何数量的商品。由于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价格的提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化不大，所以农民收入增长比较快。1985一1991年为第二阶段，取消了统购派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同时减少定购数量，扩大议购议销，计划定价由1978年的94.4%下降为1999年的25.2%。1984年主要农产品首次出现“卖难”问题，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显著改善。从总体上看，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农产品正逐步告别短缺时代，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逐渐成为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这一段时期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92年至今为第三阶段，1992、1993年个别地区取消了合同定购任务，实现了向市场定价制的转变，农产品消费价格形成基本由市场交易决定。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整体进入买方市场时代，农产品市场日益受到需求的约束。特别是近几年，粮食连年丰收，粮食供给从总量和结构上都出现了相对剩余，导致库存大幅度增加，价格急剧下降。在棉花供求方面，自1993年以后，国内棉花产量稳步增长，但受替代品生产的发展和纺织品出口不景气的影响，市场一直疲软，结果国内棉花大量积压，库存爆满，棉花价格下降，其他农产品如蔬菜、水果和一些养殖业的生产的供求也有类似的变好。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和商品极大丰富后，市场要求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改变产品结构，否则会发生“卖难”，而导致收入的下降。1996年之后，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一直呈下滑态势与农产品质量及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

　　结论

　　宏观经济形势、农业政策、农产品产量、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对人均收入增长的波动都具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说来，农产品产量是农民增收的基础，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农业政策是农民增收的保证，市场是农民实现增收的渠道。宏观经济形势好时，农民的收入增长就快，宏观经济形势差时，农民收入增长就慢。宏观经济形势的交替变化是导致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幅成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能够提高农民收入。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则会减少收入。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政府主要是通过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增加农民的收入。然而，我国目前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加入WTO在即，显然通过进一步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已不大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产品市场日益受到消费需求的约束，农业产业的弱质性显现了出来，农民要实现增收离不开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性政策，农民要在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中实现自身利益必须联合起来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高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