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握。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自愿失业 (voluntary unemployment)。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

　　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在图象上表现为劳动需求曲线Nd左移，图象略)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工资刚性(wage rigidities)或工资粘性(wage stickiness)；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我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1978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1978-1980年，1980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到541万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逾千万上山下乡知青返城。198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降至235万人的波谷。第二次高峰是1989-1990年，1990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是383.2万人。第三次高峰从1995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1995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又高达520万人，并且此后逐年上升。按当前公布的失业率3.1%左右，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1%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但是这里的3.1%仅仅是城镇登记失业率(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in urban areas)，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失业者、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没有计算在内。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3.1%作为我国的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1%。今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

　　减少失业，实现充分就业，从长期来看，是要控制人口总量，抑制劳动供给量的增加。我国已经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并将之作为基本国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并不能缓和第三次失业高峰，不能解燃眉之急。从短期来看，减少失业，实现充分就业的根本出路，是增加劳动需求量，创造就业机会。

　　增加劳动需求量，关键是要增加厂商生产的产量(用GDP衡量)，因为劳动需求曲线左移的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要减少失业，增加劳动需求量，必须提高产量水平，推动经济增长，保持GDP较高的增长率。从现阶段短期政策因素来看，推动经济增长，依然需要持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

　　推动经济增长，还必须考虑增长方式的选择。增加劳动需求量固然要靠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并不会主动转化为就业机会的增加，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失业型的经济增长。从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巨大的基本国情出发，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应该以扩大就业为中心。这涉及到就业弹性。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对比，用公式表示为：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

　　一般情况下，就业弹性处于0-1之间。我国是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应该能拉动较高的就业增长率，但是事实上我国就业弹性很低，1998年仅为0.066(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提供的数据计算)。因此，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不断创造条件，提高就业弹性，保障就业机会的增加。这些条件中，我看有两点尤为重要：

　　第一，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强化政府的扶助力度。在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企业都在各自的经济活动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更是居于“执牛耳”地位。新加坡、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小企业同样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外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中小企业密切相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展中小企业显得更为迫切。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体，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具有大企业无法替代的功能。但是，在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因此需要政府的青睐和积极扶持。我国政府已认识到这一点，并出台了一些政策，关键是如何落实了。

　　第二，加快小城镇建设，大力推进城市化(urbanization)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哪里去？我认为惟一出路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减少农产品的生产者，增加农产品的消费者，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小城镇贴近农村，拥有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利”。小城镇是大中城市和农村之间在空间上的联结点和过渡区域，能自动阻止农村剩余劳动力冲击大中城市。因此，小城镇具有类似于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automatic stabilizers)功能，是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小城镇迅速崛起，已与大中城市、大乡村三分天下，成为地区经济活动的主体。但是，广大内地的小城镇建设尚非常滞后，同时也有很大的潜力。小城镇建设中，政府必须保驾护航，最大限度扫除阻碍剩余劳动力进入小城镇的羁绊和“枷锁”。我坚信，只要小城镇真正发展起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乃至中国失业问题，将“柳暗花明”，海阔天空。(陈乐一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湖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