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伯华

　　在接受本报记者“经济全球化下的地方政府职能如何转变和完善”的主题采访时，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伯华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说，“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和西部省份现有偏小的经济总量比较来说，类似湖南这样的中部省份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

　　入世与其说是对生产力的冲击，还不如说是对生产关系的冲击

　　周伯华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湖南目前的经济竞争能力。他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地区进行的评价排序结果表明，湖南的经济竞争力总得分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本土产业竞争力较弱，难以适应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工业化进程滞后，不利于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积累能力较弱，制约着湖南加入WTO后的经济发展后劲。

　　周伯华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挑战不在产业和经济领域，而在现行管理体制和政府机制；换句话说，入世与其说是对生产力的冲击，还不如说是对生产关系的冲击。”他说，尽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但在一些企业正在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的同时，政府自身的有关部门仍然抱有“应对WTO是企业的事，与政府关系不大”的守旧观念，存在着种种与之不适应的政府、企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

　　周伯华举例说，现在仍有很多企业的老板千方百计找省长、市长批条子，为什么一方面我们宣传“不找市长找市场”，另一方面却仍然存在这些反常现象呢？就是因为政府的职能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政府对市场和企业仍有相当大的支配权，而企业因为这些越位、缺位、错位现象的存在，也以与政府搞好关系为荣，希望在信贷、外汇、批租土地、进口减税或出口退税上，获得政府的种种照顾。而部分地方政府因为短期利益的驱动，也迟迟不愿主动退出许多经济领域，不愿放弃自己手中随意干预经济的权利。

　　处在这种转轨时期的地方经济，尽管也允许市场发挥资源的配置作用，但市场机制却迟迟难以真正建立。为什么？周伯华的理解是，因为缺乏透明度。而正是因为缺少透明度，加入WTO所必需的各种规则和法律也难有机会得到完善。正是这样，相对于早已开始未雨绸缪的企业来说，对经济全球化没有充分心理和制度准备的地方政府，在加入WTO后所受到的冲击可能也更大。

　　周伯华说，“站在WTO的门槛前，清醒地认识地方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正确分析其利弊优劣，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凸现了开放市场后对新的制度供给的渴求。”他指出，近年来地方政府的思想观念、政治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管理方式等各个方面确实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对照WTO的原则和要求，仍然有许多方面不相适应，加入WTO后还将产生更深层次的变革。按照WTO的基本原则，不仅思想观念要转变，连一些法律规范、政策体系都将作重大修改。体制上、观念上的差异性调整和适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近期，这种差异和不适应将会尤其明显，其中政府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面临的挑战最为直接和突出。

　　在新的定位上政府作用首先应当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

　　面对这种挑战，周伯华认为惟一的选择是主动与WTO对接，在新的定位上政府的作用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在记者面前重复了自己去年在湖南审批制度改革动员大会上的一段讲话：“经济全球化下的WTO首先是一个法律体，从制度上要求政府减少对贸易与投资活动的直接干预，转而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贯彻政府的政策目标。”周伯华解释说，经济全球化对地方政府而言，关键是创造并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一方面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另一方面争取更多地利用全球资源，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竞争逐步提高本国和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地方政府发挥作用的基点，正从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转向使市场起作用，一方面通过市场力量提高本土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通过良好的市场环境吸引国际经济资源。

　　从这种理解出发，周伯华认为地方政府的作用首先应当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凡是能由市场决定的，要由市场作出决定；市场不能决定的，要创造条件由市场决定。”经济全球化已从客观上要求地方政府转变观念、转变心态，即“当市场监管者，不当企业主管者；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当服务员，不当父母官。”

　　周伯华说，“不在于地方政府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可以在加入WTO之后的最短时间内被动地完成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和转变，而在于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按照我国政府在‘入世‘多边谈判中所作的承诺，主动从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入手，探索新的制度供给模式。”其目的也就是要降低进入市场的门槛，减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创造一个有利于增加投资、扩大消费、支持创新的良好环境，促进地方生产力的良性发展。

　　对于加入WTO前的准备工作，周伯华强调近期应落在清理并大幅度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权力，真正把市场还给企业。例如以放松或取消进入限制为重点，营造各类合法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加快行政程序立法，规范行政权力，增加行政透明度，落实依法行政；建立规范的财政支出纪律、政府采购程序和以所得税为主的新型财政体制，形成有利于宏观稳定的低税费、明支出、少审批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司法体制改革，为市场有效运作提供及时、公正的司法服务；将精干、养廉、高效有机结合，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公务人员素质。

　　而从中长期来看，周伯华认为与WTO接轨后地方政府的责任有四：第一要通过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第二，推进城镇化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努力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第四，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法制，创造统一、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秩序。

　　地方政府为改革与发展尽职尽责的基本职能不能动摇和削弱

　　但是，周伯华认为，“经济全球化并非是一首共同繁荣的田园牧歌，而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既可以带来巨大的国际分工利益，又蕴含着风险。”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减少政府的责任和作用，由于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目标与WTO的基本原则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因此尽管政府作用应该特别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决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市场建设的过程中就完全不用插手了。

　　周伯华说，“过去经常是省长、市长带着厂长跑项目、争指标，现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样的历史开始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各级各部门还是沿用老办法来抓经济工作，只能说是事半功倍、费力不讨好，没有将精力和工作用在点子上。但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并不是无能为力了。对地方政府而言，服从和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市场、为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尽职尽责这一基本职能并没有变。这一基本职能不仅不能动摇和削弱，而且还要加强。”他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仅仅是要为地方政府的市场服务职能赋予新的内涵，因为加入WTO的过程，实际上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政府职能不断转变和适应的过程。

　　周伯华认为现在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增强省级调控能力。把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能、调控方式和计划方法定位在弥补市场缺陷、改善外部环境、促进公平竞争上，加强对全局性、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的调查研究和预警分析，强化对重大项目、重大经济活动的监督。

　　其次，应将政府的服务职能逐渐向提供公共物品即提供并保障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信息引导等服务转变，结合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落实政企分开，逐步解除各级政府与所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

　　周伯华并不否认地方政府目前对部分企业运作和成长的特殊关照，只是认为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既要防止用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来认识和运用产业政策，制约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又要避免片面强调产业政策的具体化，对企业的产品开发等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不必要的干预，影响微观经济细胞积极性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使其进而得到市场更有效的支持。(周静恺 肖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