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增幅逐渐呈下降趋势。9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幅缓慢，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过于缓慢加上边际消费倾向降低，投资率居高不下，成为近年来需求不足的主要成因。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基本情况

　　一般说来，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略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是正常的，是避免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大幅度低于GDP增长水平，长期保持过高的投资率，则会导致供大于求、市场疲软，同样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投资率逐步下落，收入增幅明显提高。

　　1、年均投资率为34.80%。由1978年的38%，降到1954年的34.4%，呈逐步下落态势。

　　2、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6.6%。由1978年的-2.4%，上升到1984年的12.4%，提高14.8个百分点。

　　3、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16%，由1978年的6.7%，上升到1984年的13.6%，呈明显提高态势。最高年份1979年为19.2%。

　　4、GDP年均增长率为9.6%。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低于该阶段GDP增长率3个百分点。除1979年外，有6个年份的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均低于当年GDP增长率。

　　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6.4个百分点。其中，有5个年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均高于当年GDP增长率，有4个年份超过GDP增长率8个百分点，1979年高于GDP增长率11.6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1985—1992年)，投资率呈上升趋势，收入增幅下降。

　　1、年均投资率为36.7%，高于第一阶段1.9个百分点。最高年份1985年为37.8%。从投资率增幅轨迹看，由1985年的37.8%，中经1990年的34.7%，到1992年的36.2%，呈“U”型。但与第一阶段总体比较，该阶段投资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2、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4.9%，比第一阶段低1.7个百分点。最低年份1958年为-2.4%。

　　3、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3.7%，比第一阶段低12.3个百分点。最低年份1989年为-1.6%。

　　4、GDP年均增长率为9.6%。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4.7个百分点，其中有6个年份的增长率低于当年GDP增长率，有3个年份低于幅度超过5个百分点，1958年低于幅度达13.7个百分点。

　　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5.9个百分点。所有各年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均低于当年GDP增长率。其中，有6个年份低于幅度超过5个百分点，1992年低于幅度达8.3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1993—1999年)，投资率超高位运行，收入持续缓慢增长。

　　1、投资率年均为39.7%，比第一阶段高4.9个百分点，并高于第二阶段3个百分点。最高年份1993年为43.3%。

　　2、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6.5%，略高于第二阶段1.6个百分点，但低于第一阶段0.1个百分点。最低年份1997年为3.4%。

　　3、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5%，略高于第二阶段1.3个百分点，但低于第一阶段达11个百分点。最低年份 1993年为3.2%。从1997年到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己连续三年呈下降态势，增幅分别为4.6%、4.3%、3.8%。今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下降到1.8%。

　　4、GDP年均增长率为10%。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3.5个百分点，其中有6个年份的增长率低于当年GDP增长率，有3个年价低于幅度超过5个百分点，1996年低于幅度达5.7个百分点。

　　5、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5个百分点。所有各年份的增长率均低于当年GDP增长率。其中，有3个年份低于幅度超过5个百分点，1993年低于幅度达10.3个百分点。

　　从总体上看：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比较，第一阶段低于GDP增长3个百分点，第二阶段低于4.7个百分点，第三阶段低于3.5个百分。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基本症结

　　长期以来，在GDP使用中投资率过高。投资率(即积累率)与最终消费率的关系，是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和市场供求态势的一对重要指标。一般来说，投资率过高，虽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但将严重影响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造成市场需求不旺，进而影响企业产品的销售和经济增长；反之，消费率过高，投资不足，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投资率过高一直是严重困扰经济良性运行的一个重大经济问题。1958—1978年的21年间，我国国民收入使用中的投资率平均为30.3%，最高达到43.8%(1959年)，而同期发达国家 (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大致在20%-25%之间。投资率过高，不仅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大量社会产品沉淀在中间生产环节，不能进入最终消费，甚至成为无效劳动，造成巨大浪费，严重影响投资建设的效率和宏观经济效益。1958—1978年，我们累计损失的社会财富达19000多亿元。通过对21年实践的反思，普遍认为把积累率逐步调整到25%左右比较合适。

　　进入80年代(尤其是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多数人认为，即便是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也必须充分重视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努力将积累率控制在30%以内。然而，从表中可见，1978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始终没有降低到30%以下，反而有逐步上升的趋向。与此相应，消费率则呈逐步下降的趋势。

　　第一阶段(1978—1954年的7年)，投资率大致在略高于30%基点上方的“中位”运行，年均为34.4%，虽明显超过经济学界认为的25%上限，但一方面各年呈逐步下落趋势，另一方面因政府财政的“让利”(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从1980年的22.1%下落到1984年的21.7%)、农村联产承包的成功等，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仍明显提高。1981—1985年“六五”时期，消费总额年均增长10.7%，其中城市居民消费总额年均增长10.1%，农民消费总额年均增长11.2%，大大高于“一五”至“五五”时期，所以，社会各方面均能承受。

　　第二阶段(1985—1992年的8年)，投资率基本在“高位”运行，年均上升至36.7%，高于前一时期1.9个百分点，而各年消费率均下落到65%以下，年均消费率降低为63.3%(其中，最低为1992年的59.9%)。此时，虽然政府财政继续让利、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农业连续丰收，但终难抵消投资率提高给居民收入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总额年均增长率大幅下落，“七五”期间，消费总额年均增长5.7%(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总额年均增长4.9%，农民消费总额年均增长3.4%，不仅低于1979—1990年的7.8%和7.6%的水平，而且低于1953—1990年的5.4%和4.9%的水平)。这一阶段.投资率从第一阶段的下降趋势转变为上升趋势，而消费率则从上升趋食转变为下降趋势，因此，二者的比例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即过高的投资率、过低的消费率已成为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市场供求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三阶段(1993—1999年的7年)，投资率在“超高位”运行，年平均投资率突破了历史“高点”，达到39.7%，远远超过了“九五”计划确定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0%的水平。而消费率则跌破历史“低点”，下落到59%以下(其中，最低为1994年的57.3%)。过高的投资率，造成供给能力的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增长受阻而凸现出来。这一时期，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减轻农民负担、增加职工收入、提高低收入人员的补贴。降低存款利率、征收利息所得税等等，但由于消费率过低，城乡居民的有效需求仍难以提高，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依然存在。

　　从图2中可见，在1978—1984年期间，消费率逐步提高，投资率逐步回落，而1955年以后，消费率呈下降走势，投资率呈逐年上升走势。因此，1995年以后发生的需求不足，供给能力大大超过市场需求，从根本上说，是十几年来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所累计引致的。

　　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GDP增长不成比例。这种低收入和低购买力又反过来推动和强化了高投资、低消费的格局。受收入水平的制约，除少数年份外，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率都远低于GDP增长率。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就不能不加大投资规模。而这又会加剧供大于求的矛盾。总之，长时间内的过高投资已成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需求不足的基本症结所在。

　　(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具体诱因

　　高投资率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方向上，用于最终消费的比例过低；另一方面表现在投资效益上，由于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较高的投资强度，又可能造成重复建设和盲目低水平建设现象，投资效益下降。资本的低效率运营必然制约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

　　1、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趋缓与长期过高投资有内在联系。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它是相对生产过剩来说的。生产过剩与高投资率所带来的生产规模过度膨胀，特别是存在的盲目上项目，生产结构不合理密切相关。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必然造成工业产品结构性供过于求，这些企业的产品不适销对路，生产经营不当，效益下降，大量亏损，势必造成企业破产、停产、职工下岗。大量资金资源投入到低加工度、高消耗的工业领域，而第三产业和城市化发展却严重滞后，难以为分流出来的职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相当多的居民收入减少，甚至出现生活困难。据1995年职工收入函数估计，该年有过下岗失业经历人员的平均收入比其他城镇职工低39.9%，亏损企业职工收入比赢利企业职工低21.3%，亏损企业下岗职工收入要比盈利企业在岗职工低60%左右。1999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有1190万人，享受失业保险的有198.4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51万人。这样大的社会消费群体缺乏充足的货币支付能力，严重制约了市场消费需求。

　　2、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与长期过高投资也有必然联系。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从1984年到1999年连续16年都低于当年GDP的增长率。造成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除农产品生产过剩，价格全面走低之外，长期过高的投资率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第一，由于长期高投资，造成工业品过剩，使一些有希望的乡镇企业失去发展机会，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取收入的难度增加。1995—1999年，乡镇企业经济增长率连续5年下降，由33.6%下降到14%。1997年和1998年两年有200万家乡镇企业倒闭，共减少劳动力997万人。这使农民靠乡镇企业发展增加收入的路子受到阻碍。第二，长期过高投资造成生产规模膨胀导致生产过剩的企业破产、职工下岗，使就业压力增大。不少地方和企业开始辞退、限制使用民工，使农民在非农产业中的就业渠道减少。1995年，农民外出打工达8000多万人。近年来逐渐减少，1999年估算只有约6000万人。按平均每个农民工一年在城里净赚2000元计算，农村就要减少400多亿元的现金收入。第三，由于过去的高投资侧重于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发展重视不够，造成了小城镇发展缓慢，阻碍了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非农产业收入是农民家庭收入结构中一个重要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中找不到就业岗位，就难以提高农民家庭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后果

　　当前消费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受阻，二是城乡消费结构转换断档。城乡消费结构都面临着升级的任务。但是，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使社会购买力水平难以达到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社会需求增长滞后使市场出现供过于求，消费市场总体上呈现疲软态势。

　　第一，收入增长缓慢导致低消费。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高积累高投资和低收入、低消费政策，除改革初期少数年份外，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积累率、投资率偏高，最终消费率下降，导致社会总产品的使用结构出现失调。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以1995年为例，美国消费率为83.8%；加拿大为79.5%；巴西为78.9%；印度为77.3%；俄罗斯为73.2%；日本为70%；而我国的消费率则一直徘徊在60%左右，比美国低24个百分点，比印度低18个百分点。1986-1998年，GDP年均增长9.6%，而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7%，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4.2%，相差近一半，使我国最终消费在GDP支出中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这是造成当前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

　　第二，收入增长缓慢造成了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测算，我国基尼系数由1996年0.424扩大到目前的0 .456,已经超过了国际上一般的合理范围。因而导致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下降，由1981年0.84下降到1996年0.61，1997年0.53，1998年为0.4。还有一种看法为，1996-1998年，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由0.770下降到0.236，下降幅度达69%多。

　　第三，收入增长缓慢降低了支出预期。在收入分配结构没有进行根本改革的情况下，医疗、住房、养老保险的改革措施先行出台，这些改革导致居民分摊的改革成本和预期支出大幅度增加。由于正常收入增长缓慢，社会预期支出增加较快，在城乡居民货币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只得压缩当前消费增加储蓄，以准备应付未来预期支出。在连续多次降低存款利率的情况下，1999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仍比1998年增长11.6%，存款余额达59622亿元。然而，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形成社会需求，加大了有效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第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造成农村市场难以启动。由于农民收入增长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还要缓慢，农民的消费水平远比城镇居民要低。在全社会6万亿元居民储蓄中，农村占40%左右，城镇占60%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储蓄是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的3.8倍。在199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城市居民人均购买消费品的支出是农村居民的6.9倍。这说明农民购买力水平低于实际储蓄的水平。另一方面，从1984年起农村居民消费占GDP使用的比重基本呈下降趋势，由33.3%降到1998年的22.3%，而城镇居民的消费比重呈逐渐上升趋势，由18.0%上升至24.2%。这说明农民有效需求不足，是工业品大量过剩的最主要原因。在70%左右人日收入低速增长的情况下，有效需求很难快速增长。

　　综上所述，要刺激需求增长，提高消费率，必须尽快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为此，应尽快解决高积累、高投资与低收入、低消费的问题，结合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改革，与住房、医疗、保险等改革相配套，重新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短时期内，可以考虑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略高于GDP增长速度，使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城镇居民的增长速度，逐渐使投资和消费保持合理比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是解决需求不足的治本之策。李连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