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性垄断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凸现的一种经济垄断形式。尽管对行政性垄断如何界定及我国反垄断法如何规制行政性垄断行为的争议还在继续，但是二十多年来，我国根除行政性垄断的决心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国家工商总局政策研究室前主任吴炯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随着入世的临近和我国打破行政性垄断的力度日益加大，行政性垄断最终将成为历史。

　　修改部门法，对垄断性事业进行改革和重组

　　吴炯认为，我国基础产业原有体制框架，基本属于行政性垄断。它们的共同问题是：一、政企不分。政府主管机构，既是行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二者功能结合，有极强的垄断势力。

　　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适用的法律，主要是为了保证国家基础设施的安全，而不是为规范产业中各主体行为。吴炯说，如1990年《铁路法》，它规定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铁路工作，对国家铁路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运输管理体制，包括铁路运营、铁路建设，铁路安全与保护；1995年《电力法》规定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包括电力建设，电力生产与电网管理、电力供应的使用、电价电费、电力设施保护等；

　　二、一体化垂直垄断。即自然垄断性质环节与可竞争环节，没有分拆，都为垄断部门拥有。她认为，近期个别可竞争环节虽有了新的进入者，仍处于不公平竞争态势。如电信产业，原只中国电信一家，1993年联通成立，但1999年只占移动通信市场份额的2%，对这些部门或行业的改革，开始国家也是渐进的，从转换经营机制，正确处理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之间关系入手。但部门或行业垄断越演越烈，几乎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

　　吴炯说，部门或行业在转换机制、政企分离方面步履迟缓，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又在加快、高科技发展也一日千里，中国基础性产业必需直面市场竞争，并走向世界；必须动大手术，先脱钩，再重组。所以，1998年5月国务院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提出把政府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把生产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此后，又将九个职能局撤销，让它们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因而从根本上消除了部门再搞行政性垄断的基础。

　　目前，一些基础产业的经营机制已经开始变化。如中国电信，已一分为四，即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信、中国卫星通信四个公司，目前虽都是单一业务，将来可各自进入对方业务，成为综合性公司；同时另有三个电信运营公司，即网通、吉通和铁通，将可开展竞争。

　　她说，政企脱钩，像一个小孩子跨上战马，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真正的政企分开，牵涉到方方面面。改革中要做的事又千千万万，都很急。以致有人大声疾呼“打破电力垄断为什么这么难”？“民航又在拉郎配”！“中国电信业垄断依然严重”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破除地方封锁，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地方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是一道由地方政府设置的、用以保护辖区内劣势企业免遭外来冲击的屏障，如同地区经济割据等，这也是行政垄断的一种形式。

　　吴炯说，早在1990年国务院《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就明确指出地区间市场封锁的危害，具体规定包括：“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企业有权在全国范围内选购所需商品，不得设置障碍，不得硬性搭配本地产品，或将本地质次价高的产品，强行压给对方”、“不得在道路、车站、码头，省区边界擅自设关卡，阻碍商品的正常运输”；“不得对外地产品，擅自增加税费或变动税率”等等，但屡禁不止。

　　她说，近年人们反应比较强烈的是假冒伪劣商品的问题。由于涉及到地方利益，有些地区不能正确对待。以致于打假的规格不断升级，而制假售假的范围和手段也不断升级。

　　国家对此是什么态度呢？很明显，照样是打击。她说，1998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等8部门就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酒类产品违法行为》的通知；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严厉打击制售假冒商标卷烟、非法生产卷烟的行为》，并告诫各地：措施不得力，制假售假没有明显转好的地区，严重的要追究当地政府主要领导责任；2000年索性由国务院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联合行动》的通知，指出“有些地方区域性、集团性、大规模地制假售假问题越来越突出；有些地区拒绝、阻碍或者以暴力手段抗拒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打假任务的事件时有发生”。指出“打击不力，敷衍塞责，不能在限期内扭转局面的，由监察部门依法追究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责任”。2001年4月初，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把打破地区封锁和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提到了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败高度来抓，足见政府的决心。相信行政性垄断，在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将不断地被打破，以致于根除。杜登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