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调整农业和农村结构，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是“十五”计划纲要确定的重要课题。贯彻落实“十五”计划纲要精神，研究探讨农业和农村结构调整的主要矛盾、主攻方向、措施，认识加快城镇化、转移农村人口的经济社会意义等等问题，很有必要。为此，本版今日刊发李江在对农村问题的实际观察基础上撰写的“减少农民、增加市民”一文。

　　业已制定的“十五”纲要提出，必须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但是，对我国经济结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在哪里，尚未获得统一的认识。

　　一、需求约束几年前已悄然在我国出现，其中，阻碍国内市场优势发挥的主要症结，在于占总人口70%的农民购买力很低

　　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是有效需求不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处于一个生产和供给全面过剩的时代。需求约束这个市场怪物从几年前开始也已悄然在我国出现。这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的深层次原因，就是由过去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变成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其中阻碍国内市场优势发挥的主要症结，在于占总人口70%的农民的购买力从总体上来说还非常低。1998年，全国城镇人均消费6201元，农村人均消费1893元，农村人均仅为城市人均的30.5%，8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总额只及4亿多城市人口的2／3多。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农村居民的购买力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些年来一直在2000元左右徘徊是分不开的。农村人口购买力如此之低，是一把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双刃剑，一方面使8亿多农民的市场优势大大打了折扣，另一方面使4亿多城镇居民的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反过来又制约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与购买力的提高。因此，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目前存在的供求状况，不能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及伴随而来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太低。因此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从全国范围来讲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产业结构问题，也不是产品结构问题，而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我们面临的困难，首要的是总需求不足，然后才是产品是否适销对路。事实上，许多在城市属淘汰的商品还有亿万农民买不起。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问题，我们的战略选择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二、劳动生产率低和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偏低的根本原因

　　拥有8亿多之众的农民购买力低且收入连续多年徘徊，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首要因素。问题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说是“农产品价格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历史上确实很严重，近两年粮棉因供大于求价格回落也是事实。但必须看到，从1979年开始，国家多次大幅度提高粮棉等大宗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逐步使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我国农产品价格已基本同国际市场接轨，许多农产品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在此情况下，还把农民收入低的原因归结为农产品价格低，未免荒唐了一点。

　　另一说是“农民负担太重”。据笔者了解，我国绝大多数地方农民的负担是控制在人均纯收入的5%的“红线”之内的，加上农业各税，农村人均负担要比城市人均税费负担轻得多。广大基层干部为控制农民负担增长做了大量的工作，相当一部分地方是以拖欠干部教师的工资为代价来实现的。可是对人均纯收入才2000元左右的农民来说，这个负担也感到重。农民收入只有这么多，而农村各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要用钱，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农民收入低并且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发展的需要。

　　那么，造成我国目前农民这种收入状况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清楚，就是小规模家庭经营生产方式。我国农民人均耕地不到两亩，户均只有七八亩耕地，人口稠密的东、中部地区大约只有这个数的一半。这种小农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劳动生产率低。马克思的话说到了家：“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资本论》第1卷第48页)有限的耕地只能生产有限的农产品，一个人能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绝不会因为几个人、十几个人来生产，而使它的价值增值几倍、十几倍，因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它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由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低效的生产率只能得到相应的低收入。二是商品率非常低。一户几亩地的产出除自给外，能作商品出售的份额已经很小，而8亿多农民加起来的可用于出售的农产品又受到只有4亿多城镇居民市场的制约。一个城镇居民所能消费的农产品是绝对不会使两个多农民富裕起来的，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可见，由小规模家庭经营生产方式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低和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和发达国家农民的根本原因。

　　要解决这个问题，惟一的途径就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加速城市化的进程，让留下来的农民能耕种更多的土地，让进城的人在二、三产业中创造新的能获得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一句话，就是要把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的矛盾，把“减少农民、增加市民”作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使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发生变化。一是将缩小东、中、西部的地区差距，这种差距说到底还是一个城市化的差距。二是将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更为积极的变化，城市化的进程就是二、三产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三是产品结构也会进一步升级换代，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势必会拉动产品质量档次的提升。我记得恩格斯曾说过这样的意思：一旦社会产生某种需要，它就会比十几所大学更快地把科学技术推向前进。因此，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就会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使我国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面貌焕然一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城市化水平仅30%的大国来说，城市化将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至少能在今后二三十年内确保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三、“减少农民，增加市民”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最重大的战略任务

　　“减少农民，增加市民”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最重大的战略任务。除了完善农村土地政策之外，还要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的问题。曾经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离土不离乡”，通过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来容纳日益增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不是一条成功的路子，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因失去了基础设施共享等城镇集聚效应，从整体上来说是没有竞争力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得益于整个国家处于“短缺经济”时期，那时“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而这些年乡镇企业徘徊不前，最深层次的原因乃是我国经济已经步入“买方市场”，供大于求已经成为一种市场常态。这种市场约束的影响必然首先波及到竞争力不强的乡镇企业。透过这种现象，人们不难看出，我国的工业化，包括乡镇工业的发展应该与城镇化同步进行。因此我认为，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的问题，主要应该研究如何放宽政策，冲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约束劳动力和其它要素流动的障碍，让农民进城并且能站得住脚。限于篇幅，我只准备就自己所想到的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简要谈些看法。

　　第一，允许农民进入各类城市，但重点是中小城市及建制镇。过去我们限制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实际上并没限制住，现在我国的特大城市哪一个没有几十万上百万的进城农民？像具体的哪个农民应到哪个城市去，应该让市场机制去调节，“适者生存”，政府不要人为地去限制。但我国城市化的重点应该是中小城市及建制镇。地级市朝五十万到一百万左右的人口规模发展，县级市及县城朝十几、二十几万的人口规模发展，建制镇朝一万到数万的人口规模发展，应该是我国城市化的主要方向，而农民应是这一进程的主力军。

　　第二，要给进城农民以真正的“市民待遇”。大城市应放松户籍管理，中小城市应放开户籍管理，对有固定住所、有生活来源的进城常住人员应该允许上城市户口。将来我们可以考虑用统一的身份证编码制度取代目前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从身份上彻底消除城乡差别。此外，应在就业、入学、住房上对进城农民一视同仁。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城乡统一、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要担心这个制度建立不起来。这个制度的设计应以个人账户为主，开始可按最低保障水平来设置，发达地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设置水平更高的二层保障、三层保障，并辅之以补充保障，使进城农民彻底解除后顾之忧。

　　第三，要确保城市化最起码的用地需求。我国地少人多，实行严格的土地政策对于可持续发展是完全必要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对城市发展的用地统得太死，尤其是按用地指标管理办法层层分解下来，使一些小城市、小城镇几乎得不到用地指标。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要看到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与其被动地适应它，不如积极地去促进它。实际上，城市规划用地面积为一平方公里一万人，人均占地只有100平方米，而目前农村人均仅耕地占有就有1.9亩多，折合1300平方米，城市用地的集约程度比农村高得多。只要政策措施对头，动态地看，城市化的最终结果应该节约出更多的土地。

　　第四，激活要素市场，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少人担心城市目前已存在不少的失业待业人员，乡下人进城后只会加剧就业矛盾。静止地看，这个说法似乎有理，但用发展的眼光看就不是这回事。进城农民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而且蕴藏着雄厚的人力资源，并携带了一定的资金。只要我们进一步放活要素市场，特别是按现代企业制度去规范发展股份制的金融机构，加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城镇二、三产业的支持力度，让劳动力、土地、房产、资金、科技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自由流动、优化组合，就一定能形成更为强大的生产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因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农产品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形成城乡经济的良性互动。(李江 作者：中共益阳市委书记)

　　“十五”纲要的相关论述

　　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有利于农民增收致富，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以农户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为主体，不断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