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学斌不是一个富人，自谑是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清水衙门”的一个小处长，眼下网上报上炒的正欢的所谓“中国官方首次富人调查”的始作俑者就是他。早在1990年，程学斌就提出要进行这一调查，10年后也就是1999年，他的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2000年7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开始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北、辽宁等10个省市进行了高收入群体的调查。调查结果的正式名称是《高收入人群分析》，虽然是薄薄的几页，可几乎囊括了现今中国“高收入人群”———所谓“富人”们群体上所能表示的绝大多数特征：富人 们的构成、富人们是如何富起来的、富人们究竟有多富等等诸如此类，一应俱全。富人，这样一个群体第一次生动地浮现在了国人面前。

　　3月30日，程学斌接受采访时说，他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进入国家统计局；能够进行他一直想进行的专项调查；至于这个调查本身，刚好又是他的本职工作而已。全国的经常性入户调查是城调大队的一项工作，一般要求是3.5万户，同时每年换1／3，三年换完。这样，每隔三年，就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即15万户的全国性居民入户调查，从中选出每年3.5万户经常性调查的家庭。但15万户中大多数对象是中低收入人群，于是在居民总体收入上就显得偏低，高收入人群比较少，这样与宏观资料上难以吻合，必然漏了一块。国际通行的办法是对这一块漏掉了的地方要进行评估。一种评估办法，也就是程学斌他们所做的———宏观资料评估：就是通过一次性调查来得到修正系数或修正比例进行评估。由于投资浩大，程学斌最初提出进行高收入调查的申请暂时搁浅了。此后他并没有忘记这一专项调查的重要性。对于这20年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我们只能见到关于他们单个人的典型资料，却没有群体调查数据。这无论从国家、社会，还是调查本身都是一种缺憾。”程学斌说，“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提出申请。”1999年，随着刺激内需矛盾的显现，人们急于知道“谁有钱”、“谁在用钱”，高收入人群调查的意义一下子凸现了起来。“新上任的局领导当时给了我们充分的支持。”程学斌说。

　　谁是富人？什么标准算高收入？这就是第一次高收入专项调查碰见的首要问题。程学斌说高收入的界定有绝对与相对两种标准，比如说家庭资产或者年收入达50万、100万来划分，这就是绝对标准；但这种标准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收入高低是相对概念，北京的一般收入者到了西部可能算得上高收入；而中国富人到了美国，却可能什么也算不上。这样他们就确定了以相对标准为此次调查的依据。最后经过计算，他们确定以1999年全国城市住户经常性调查中10%最高收入家庭的户均可支配收入为高收入户的底线———即3.2万元，实际操作的标准是3万元。

　　可是，调查需要的高收入的源头还是难以掌握。程学斌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技术上，在国外一般通过电子货币结算，便于记录，现金走大账是非法的。可在中国这样一种概念很淡薄，制度外收入多少根本不知道；二是观念上，中国人不露富而且普遍认为税收是剥夺，只是高收入者的事情。在国外，人们应该对自己的收入有一个概念，同时也都会有记录，每年都向税务部门申报一次，税务部门会根据你的收入把你归入相应收入段，纳多少税进行统一结算。因此我们只能选择从收入的去向也就是消费上来确认，这样在以3万元为底线的同时，又同时增添了住房和私人汽车这两项高收入人群最大的特征作为参照对象，这样，能够最后入围调查人数的样本由三部分构成：户均收入3万元以上，拥有商品房或者拥有私人汽车；虽没有商品房和汽车，但户收入远远高于3万元的家庭。”

　　接下来的调查程序就是：进入高档住宅区、确定抽样间距、确定随机起点，然后开始入户调查。不过，实际的操作远没有描述的这么轻松。进入高档住宅区首先碰着的麻烦就是保安不让进，即使最后终于入了户，遭到拒绝的情况也频频发生。程学斌说，北京市调查的拒访率甚至达到60%—70%。开始时，北京市60个调查员一星期的工作最后才拿回50个问卷，很多关键的数据都没有。为了这一调查，北京市先后换了四批调查员才完成。

　　事实上，这一专项调查的困难，操作者最初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他们将这一调查命名为“启动消费市场调查”，避免出现敏感的高收入等字眼，如果那样，可能拒访率更高。

　　当被问到完成这个调查的感觉时，程学斌说：“和我1987年第一次公开发表经济学文章的感觉一样，可让我高兴了一阵子。”他觉得这个调查的意义不光在于学术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制造了一个第一个。中国收入分配是引起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但是很多专家学者做的都是一种定性的分析，从来没有任何人拿出一个量的分析出来。而且也是一个突破，全国范围内的。高收入问题不仅是一个收入的问题，同时还有人员的构成、地区的分布、来源等等，以及相关一系列的问题。

　　在程广斌看来，影响收入的三大主要因素，在国外分别为：职业、文化程度与性别；在中国过去是地区、行业与工龄。但这次调查显示工龄不再是影响中国人收入的因素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程度。但是，地区与行业的影响因素，仍然存在，尽管如此，程学斌认为：“成为富人的后致因素越来越重要，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许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