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1年年会上,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王岐山作了关于垄断的主题报告,随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期间一位代表对垄断祸国殃民的“指控”,更引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以下是部分代表的发言。
垄断性行业逐步引入了竞争机制
国家经贸委副主任蒋黔贵:
中国的垄断性行业,从形成过程来讲,大体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因政府政策的需要而形成的垄断性行业,比如军工、烟草等;另一种是自然垄断性行业,主要是由于生产经营特点而形成垄断地位,像电力、电信、铁道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不断推进竞争性行业市场化的同时,也对垄断性行业逐步引入了竞争机制。首先我们在石油、石化行业组建了内外贸、上下游、产供销一体化的两大集团公司,在国内形成了适度竞争的格局;紧接着又在电信、军工等行业组建了十几家大企业集团,也形成了适度竞争的格局;民航、电力、铁道的改革和重组也正在启动。那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今后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我们正在进行探索。
迎接国际竞争减少国内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若斯·加诺斯教授:
如果把中国的改革过程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看,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引入竞争的过程、打破垄断的过程。20年前,中国恐怕到处都是垄断,但是现在开始发生变化了。可以说,现在中国政府已经走向了比以前在技术上更加复杂的阶段。
大概是15年前,邓小平先生谈到了三国时期的关羽,他说中国的改革必须过五关斩六将。他是用中国的古典小说来比喻中国的改革问题,我认为他的比喻很恰当。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过了很多的关口,并且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现在,我们发现中国改革越深入,眼前的关口就会越多。
比如,中国将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与重组,引入一些机制促进竞争。因为自然垄断恐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所以中国要进行改革,引入一些非国有的投资,把政府的作用从公司运营中真正剥离开来。
中国要入世,垄断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迎接国际竞争,绝对不能搞垄断。因为中国一旦打开了国门,经济活动就会更多地面对外国竞争的挑战。中国应该加大竞争的力度,这样就会把一些垄断逼到更小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实,中国也是一直倡导竞争的。因为中国人口密度很大,更有可能在广泛的范围进行竞争,比那些小的国家和地区更能够实现竞争,也更有必要竞争。
我认为,中国发展最大的问题是国内贸易壁垒,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地区。本来没有必要垄断,但是却存在垄断,比如一些地区限制其他地区贸易的发展,这是自相矛盾的。现在一方面中国要入世,很有可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会变得更加自由,甚至比中国国内一些地区还自由,也就是说,竞争在国际贸易间比国内之间显得更加平等。所以我们要使国内的贸易也列入竞争,进行国内开放,要有一些公平的规则、透明的规则。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有可能把改革的收益从沿海地区引入到内陆地区。过去2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中国一方面要建立世贸组织之间的规则并积极参与,同时也应该把国内贸易进行开放,减少壁垒,两者结合起来,相互补充,才会更有效,使中国真正从竞争中获得收益。
还有一些垄断需要打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
我有三点评论。第一,王岐山主任刚才讲了对工业部门垄断和改革的问题。其实,在中国还有非常严重的垄断,就是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垄断。比如中国的会计协会是由财政部垄断的、律师协会是由司法部垄断的。过去好多的工业部门,现在摇身一变都变成了行业协会,名义上是非政府组织,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垄断性质。
我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如果我们允许竞争的话,这个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信誉机制,这些中介组织、非政府机构在维持市场秩序、维持竞争机制方面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怎么用“庙”的声誉来约束“和尚”的行为?有一个前提,就是“和尚”的利益一定要跟“庙”的声誉相关,“庙”不能被垄断。如果只能你来建一个“庙”,别人不能建“庙”的话,那么他们不是在损坏信誉,就是在“寻租”,中国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实际上都在“寻租”。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对中国市场秩序的建设是非常不利的。
第二,我想谈一下立法问题。现在有一个危险的信号:很多法律出台了,但都是一些部门起草的。实际上他们在起草这个法律的时候,把过去不合理的、不负责的干预进行了制度化。这些部门有没有权力起草这样一些法律?
第三,还有一类垄断,就是政府对产品需求方面的垄断。政府总是需要买东西的。我们政府已经在推广政府采购,但是有好多地区和部门还没有真正进行。政府在好多时候是在“选美”,包括我们谁能够经营电话公司,谁不能经营;谁能够经营电力公司,谁不能经营。不是通过竞标的办法来做,而是由政府指定。还有在教育方面。政府有好多的培训研究项目,我想应该按照世界银行或者亚洲开发银行等一些国际组织的惯例,对每一个培训项目,应该至少有两个以上的机构来竞标,而不能够由政府部门或者领导人指定给某一相关机构或学校。这些都是与竞争的原则不相容的。
价格垄断需要根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寿鹏:
我谈三点看法:首先,垄断性行业的改革重组取得了进展,但不能估计过高,需要进一步破除垄断。因为垄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价格的定价机构存在严重的反市场行为。电信资费、民航机票、铁路春节涨价都背离了性能价格比的原则,服务质量和数量都与价格不相称。大家知道,电信和中国人民的收入来比,还是高消费,这违背了电信普遍服务的原则;第二、民航当局曾经限制航空公司降价。而事实上,很多地方公司都在降价,现在他不能维持这个“政令”,正在放开。应该说早就不应该使用这样的“政令”。这种行政性的硬性规定,既缺乏行业技术基础,又缺乏经营基础,完全是一种一刀切,不是从实际出发的做法。
关于电信的垄断,应该说国家正在解决之中,但并不理想。我们应该承认,电信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比如,中国英特纳特的速度是很快的,今天中国的网民已经达到2500万人,在世界上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另外,中国的硬件产值已经居世界第六位,中国电信作为一家公司在世界十大电信公司之中居第10位;还有,中国的政府网络已经达到4300个,而且已经出现了政府采购网站。从总体来看,电子信息产业在过去10年间,年增长率是GDP的3倍,其中电信业的增长是4倍。因此我们应该承认,电信业在过去10年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我们向前看,他仍然存在垄断的痕迹。这种垄断行为正制约着中国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
我还注意到,在上一个单元,谈到中国信息化的时候,有很多歧义,我在国家信息化办公室工作过八年,我觉得中国所说的信息化和今天大家讨论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中国的信息化,不是英特纳特化,也不仅仅是网络化,中国的信息化有六个要素,我希望组织专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怎样保护消费者利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教授:
中国的改革是不断打破垄断的过程,王岐山主任讲的主要是打破政府垄断。垄断里面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效率问题;一个是保护消费者利益问题。
政企分开、独立经营,的确首先解决了一个效率问题。但是怎样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问题也十分重要。我要谈的是自然垄断的问题,一些自然垄断的行业,就是加入WTO后也不会马上解决,具体讲就是电力和供水行业。
比如说最近,电力系统在进行设备更新,如果他是独立经营,政府不加管制,那么他的情况可能会比原来政府直接经营时的情况更加糟糕。为什么这么说呢?它现在需要一个新的系统,但是这种新的计算系统的投资由谁来出?现在,电力系统完全是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强迫消费者来承担投资费用,而消费者并没有成为电力系统的股东。在有些地方,他必须买一个卡才能使用电。
这个问题可能光靠电力系统本身是解决不了的。而且现在提高了企业的效率,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但却同时提高了社会的成本。比如,你卖电以后必须时刻看电表,因为买的电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完,什么时候会突然停掉。而且如果是晚上,你还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可以买电。这种情况是中国特有的垄断现象。企业的效率是提高了,他不用来查电了,但是消费者必须每家每户都要去看电表,否则你的电用完的话,半夜里就会被停掉。这种改革的结果反而使社会成本提高了。这个情况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水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河南有个地方就是因为现在要进行一户一表的改造,然后供水部门就要求每个用户交纳承担改造新系统的费用,如果你不承担,就把你家的水给停了。这样当然就成了一个新闻。
因此,政府在政企分开的同时,怎么样加强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理,希望政府有所考虑。
关键在于能不能公平竞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
我认为,打破垄断关键在于能不能公平竞争。为此,我觉得应该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市场准入问题。要大胆地吸收社会资本的进入,包括外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竞争性产品与他的效率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像彩电,还有其他的家用电器,因为竞争,价格不断地下降,消费者不断地受益。但是垄断性产品,价格却一直降不下来,甚至不断地提高,因为他们的效率不高。如果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就有竞争了,也就逼着我们提高效率。
二是政策要平等,反对歧视。不管什么资本(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个体私营等),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竞争。我们党和国家的文件都写进去了,但是往往在实践当中,没有完全做到。
第三,要解决法律保障。要有一个保护公平竞争的制度;还要有一个保护财产的制度,只要是合法的财产,不管是国有的财产、私有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还要有一个保护信用的制度。法律上如果有这样三个制度,就可以保障各种资本开展竞争,那么垄断也会被打破,消费者自然会受益。
一个危险——地区割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
第一,目前所执行的行政性分割,把航空和航天这些部门一分为二,这种两集团分离的体制并不成功。许多集团之间内耗严重,协调难度空前加大。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严重危险是国内地区割据,这恐怕会对将来的市场形成更大的危险。这个问题很需要从司法角度来解决。但是我们的法律是按省区设置的。你这个人到那个省去告状,肯定输。各地司法机关本身带有很强的地区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都不公正还谈什么市场的统一呢?这是个大问题。
第二,我是赞成竞争的,但不赞成所有行业都搞竞争。比如说供水、供电问题,我觉得更多的不是政府规制,而是要通过舆论和消费者的监督。像电价问题,如果你是垄断行业,要公布你全部的财务账目。通过听证会来制定电价,香港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有些反垄断搞得过分了,有的简直是莫名其妙。比如我们的航天为什么要搞两个集团?美国也没有搞两个航天局,欧洲也没有搞两个空中客车制造公司。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摆样子,把竞争当做迷信,所有的行业都要求去搞。像航空制造业和航天制造业面临的都是国际竞争,而不是什么国内竞争,而且消费者也不和他们发生什么关系。这种搞法,我认为是虚假的,没有意义的。而我们更需要搞的竞争,是要在一些行业,打破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另外,政府本身要有能力来打破地区封锁。而我们却把航空分成了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因为他生产的产品不一样,它们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更多的应该是合作。
中国缺乏监督机构
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副总裁唐军:
中国这几年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但是中国太大了,发展很不平衡,中央的政策在全国实施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政府还是能够继续搞试点,比如行业的试点或者地区的试点。
垄断确实是阻碍经济发展并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政府能不能多建立一些代表消费者权益的监督机构或者是管理机构,还有一些独立的审计机构。另外,政府的透明度怎么解决?也就是舆论监督的问题和法制保护的问题。中国的媒体要发挥它们的监督作用,同时谁来监督新闻媒体,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法制方面,执法者不执法时怎么办?谁来监督。我希望政府对这些问题给予考虑。
垄断行业重组的误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主任隆国强:
垄断行业的改组引入竞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许多探索。但是我感觉到无论是我们已经做的还是正在做的,还存在着许多误区,我谈三点看法:
第一、中国垄断行业的重组一定要放在开放的大背景下考虑。我们有些行业的改革和重组,比如石油石化,把它们分成两个集团,如果没有国际竞争的话,我可以想象这个市场一定是寡头垄断的市场,他的竞争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一定要放在国际经济开放的背景下考虑我们的竞争。
第二、要遵守最基本的技术经济规律,有些是自然垄断的行业,它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自然垄断,在它背后均有其基本的经济规律,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解决铁路行业的垄断问题,要把运输公司和路网分开,要把运输公司分成几家。那么,在中国铁路运力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想象通过切开几块就能很快提高效率。在铁路这样的天然垄断行业,它们竞争主要来自于不同的运输方式,比如说他们与航空、公路之间的竞争。但是再来看看我们的公路运输,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速公路,一辆小汽车光交费要530块钱,这是一张从北京到上海的软卧票价。所以在我们过去20年中,想的只是怎么去完善基础设施,现在我们应该转到怎样充分有效地利用基础设施,否则就是资源的大量浪费。
第三、在重组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原来的垄断行业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他们的经营机制。否则即便引入一些竞争。这些竞争的压力也未必能成为提高效率的动力,相反会变成这些国有大型公司向政府要政策的借口。
投资人希望看到透明的程序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约瑟夫·艾克伯格:
我是亚行的。当然亚行支持中国有关基础设施改革的远景目标和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这会给我们很多机会来动员非公有部门的资金参与垄断设施建设,政府可以把资金投向教育、卫生保健、环境和知识产权方面。我想说的是:1个月以前,在一些商业银行参与的一个公共项目中,这些银行担心这个项目能否履行合同所作的承诺。我想,这表明,中国虽然做了很多努力来健全法制,但是还需要做出更大努力。
发生争端的时候就需要透明的过程和独立的解决程序。这样,非政府的投资人,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私营的投资人,他们正进入这些领域的时候就会感到更自信一点。
入世,惊险的一跳
王岐山:
通过大家的讨论,我感到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打破垄断的重组确实已成为一个热点和焦点。
中国政府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和重组的决心是令人惊叹的,中国政府敢于大胆地加入世贸组织,完全是打破垄断惊险的一跳。说实话,在这方面,我有时仔细想,我们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的法规、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干部、我们的民众,准备好了吗?但是我们下决心了。
我看,加入世贸,是惊险的一跳,将对我们所有的垄断行业形成巨大的挑战和冲击。(记者杜登彬 童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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