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日本三菱汽车公司致函中国有关部门，对“三菱帕杰罗”V31、V33两种车型的检修事宜作出最新承诺，其中强调：“对用户提出的报告将依据中国的法规尽快彻底调查，对确因产品技术问题造成的事故，将按照中国的法律给予补偿”。

　　这使人不由得联想起前一阵炒得沸沸扬扬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当时，日方依照美国法律被迫向美国消费者作出了10亿美元的天价赔偿，而依据中国法律，只给中国用户提供了一个补丁软件。

　　外国厂商进行产品质量赔偿为什么总乐于援引中国法律？我们的消费者保护法规究竟在哪些地方落后了？笔者对中美的相关法律进行了比较。

　　美国：一个经典判例

　　1916年，美国纽约州的麦斐逊先生从别克汽车公司购买了一辆轿车，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行驶不久就因轮胎破裂致使车身翻覆，麦斐逊先生受到重伤。伤愈后，他以车胎设计瑕疵为由向法院起诉别克汽车公司，主张由其负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

　　被告别克公司辩称：按照美国法律，制造商对于无直接契约关系的消费者，承担责任只限于对人类具有急迫和固有危险的产品，如毒药、食品、饮料及爆炸物等，而汽车不属于上述危险产品的范围，故不应负责。

　　审理该案的著名法官坎多佐认为：汽车本身虽然不属危险性产品，但若因制造不当以致具有瑕疵时，其危险性与毒药无异；所谓“危险商品”，应包括一切制造不当的产品。

　　他因此主张，任何商品如因为制造商的过失行为而具有瑕疵，并给消费者造成了损失，即使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契约(合同)关系，也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最后，麦斐逊先生获得了从汽车保险、医疗费用到精神赔偿的近百万美元的一大笔赔偿金，美国法律亦由此判例确立了著名的“制造商损失责任理论”。

　　美国是典型的判例法国家，法官通过司法判决“造法”，也就是说，前面的判例将成为此后类似案件的审理依据。不难推断，如果这次“帕杰罗事件”发生在美国，三菱公司将承受多大的损失。

　　我国应尽快建立“召回”制度

　　与“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相比，此次三菱公司做得还是比较体面的。他们多次公开向中国用户致歉，并答应把V31、V33型帕杰罗“召回”检修，总算没引起所谓的“次国民待遇”问题和民族主义情绪。

　　“召回”，是指“企业经营者于有事实足认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务有危害消费者安全与健康之虞时，应即回收该批商品或停止其服务”(我国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10条的定义)，目前在中国大陆只能称为“厂商良心条款”，因为现行法律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说老实话，三菱公司的这次“召回”完全是自觉遵循国际惯例的一种高姿态的表示，中国的消费者保护法对此并未强求。

　　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将“召回”制度明确地法律化，使“良心条款”不再只是生产厂商良心发现，给予消费者的恩惠，而成为他们的义务和消费者的法定权利。可以预见，那时外国公司再也不会提出什么“适用贵国法律”的抗辩理由，因为中国的法律已无漏洞可钻。

　　呼唤惩罚性赔偿添入《消法》

　　话说回来，三菱公司按照国际惯例“召回”汽车，却不见得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赔偿。他们既然作出了将依据中国法律处理善后的声明，我们翻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就不难知道他们为何乐于适用中国法律了。

　　因为，我国的这两部法律只要求瑕疵产品的生产商对所售产品进行检修、维护或更换零件，使该商品达到新购买时的状态与性能即可，而无对生产厂商处以惩罚性赔偿的硬性要求。但从前面提到的美国案例来看，一起普通的汽车质量纠纷，赔偿额竟可以达到百万美元之巨，可见其中惩罚性赔偿的分量如何了。

　　消法要与国际“接轨”，就应从这种老百姓最关心的利益条款接起。

　　几天前，全国人大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指出中国将根据WTO的游戏规则，修改、废止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我们希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走在最前头。(实习生杨亮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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