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年GDP接近10％的增长率，中国已成为近二十年来世纪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正如其它国家所发生过的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从经济快速增长中平等获益。东部沿海地区的有利战略位置使之在经济改革与开放中获益较多。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比其它地区更快。结果造成近二十年中地区间生活水平增长的不平衡。

　　1998年，中国西部人均GDP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为中部省份的80％，为东部的三分之一。例如，贵州省的人均GDP只是上海人均GDP的八分之一。地区间的不平衡还反映其它社会－经济数据上。举一个例子，在中国西部贫困人口（根据官方贫困线）占该地区全体人口的14％。这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大约是中部省份贫困水平的四倍，是东部的七倍。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小学入学率几乎为百分之百，但是在西部省份只有95％。中国西部的人均个人医疗费低于中国其它地区。在公路、铁路、电力、通讯、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上，中国西部和中国其它地区之间也存在在着极大的差距。诸如石油污染和水污染等环境问题，在中国西部也比中国其它地区严重。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在政府早期制定发展战略时就预料到的。二十年前，在中国市场改革刚开始时，邓小平提出两步走战略：首先发展有自然优势的沿海地区域，内陆先等一等，当沿海区域发展起来了，再发展内陆地区。现在正是走第二步战略发展的时候。

　　在新千年里，中国必须集中力量促进内陆省份的发展。因为超过一半的绝对贫困人口在西部，发展西部的战略将是一个消除贫困的增长战略。消除主要生活水平差异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政府了解促进较贫穷的内陆省份的发展的必要性。2000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促进西部的增长和发展的积极政策：“开发西部”的政策。“十五”规划为建立综合发展西部战略提供了机遇。政府计划在2000年底形成一个西部综合发展战略。这一战略预期包含两个核心：（1）为促进西部发展的金融、税收和投资政策；（2）提高这一区域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

　　国际经验显示，其它国家促进区域发展的政策分为四个战略：（1）在欠发达地区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2）财政激励机制，特别是免税和预算支持，以鼓励在贫穷地区的商业投资；（3）为私人投资提供辅助银行信贷；（4）在欠发达地区为出口和外国投资建立经济特区。

　　国际实践表明，在欠发达地区进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是刺激区域增长和发展最有效的工具。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管理有序的环境创造了吸引私人投资和为经济增长提供便利的必要条件。在其它国家许多成功的例子中，政府都投资于基础设施以刺激区域发展。中国的强项之一就是规划和修建基础设施。所以，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财政资源去实现中国西部基础设施发展的目标。

　　如果经过仔细设计和有效率的实施，诸如税务减免和出口退税等财政激励手段可以用来刺激商业投资以促进区域发展。然而，其它地方的实践表明，如果一个地区内整个基础设施不足时，财政激励手段不能够吸引投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私人投资者，都不愿将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很差的地区。中国应该吸取这些实践的教训，为地区发展制定财政激励措施。这对于一个财政管理能力较弱的地方政府来说尤为重要。

　　在欠发达地区为私人投资提供低息银行信贷已经在几个有着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尝试过。中国政府也可能会尝试利用这个机制。我们认为这将是不合适的。在这一阶段，需要优先发展的是合理的、商业化经营的银行部门。政府不应该使用低利率或类似政策给中国西部的项目贷款。因为多数国有银行都面临着严重的坏账问题，鼓励它们在贷款决定中使用非商业因素是不明智的。这种方法与给银行更多的自由并允许它们基于商业考虑作出业务决定的政策相冲突。实际情况会使政府难以使银行在做贷款决定时保持理性。最终，政府将需要提供财政转移支付以抵消银行帐目上的坏帐。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政府在东部沿海投资建立经济特区及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出口导向型工业和外国投资。经济特区在吸引外国投资和经济总体改革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然而，在下一个十年中，这一战略是否会在西部地区发挥作用仍有争议。如果在全国的其它地区外国贸易和投资政策领域是高度受限的话，则经济特区是促进地区发展的有效工具。随着中国进入WTO，贸易和投资政策将基本自由化。结果是，给予经济特区的免关税和贸易政策的优惠变得不那么重要。所以，在西部为促进发展建立经济特区是否能像过去二十年在东部所做的那样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考虑这些条件，分配更多的政府投资到西部将为减少贫困而确定的政策的关键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份有着明确条款的、仔细设计的财政激励计划可补充基础设施投资战略去促进西部的增长和发展。使用低利率为西部投资提供贷款的方法应该避免使用。应该使用预算和财政政策，而不是银行体系，去促进西部的增长和发展。(亚洲开发银行《2000年中国经济 形势分析与展望》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