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合肥3月1日电(记者周立民 陈先发) 从1994年起，在安徽省太和县的田头地尾、农家小院，人们经常能看到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的身影。他是全国最早提出从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入手减轻农民负担、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专家，多年来他为了实施、完善税费改革方案，耗尽了心血。？今天，税费改革已在全国多个省的农村轰轰烈烈地铺开。记者近日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

　　记者：据我们了解，早在1988年您就多次发表文章呼吁搞农村税费改革，不少人称您是“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人”，最初是什么触动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何开荫：我关注农村税费问题是从1985年开始的。农村“大包干”后，安徽省1984年农民增产增收到达高峰，1985年后粮食生产出现4年徘徊，农民负担加重、收入增长艰难的趋势开始露头，到1987年已经很明显了。鄂、豫、皖交界处的大别山区农民负担占纯收入的22%。但其实当时的税并不重，一亩地不到10元钱，“三提”、“五统”人均也只有30多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当时大多有600多元。沉重负担来自哪里？来自各种收费、集资、摊派，有的有依据，更多的是各种名目的乱加码，一些干部自己瞎想出来的。这是农民负担的根源。通过大量调研，我开始呼吁改革农村税费，把合理的收费用税的形式固定下来，依法规范征收。1988年，社科院、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几个部门搞纪念农村改革10周年征文活动，我写了《农村第二步改革出路何在》，提出农村税费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口，被评为优秀论文。

　　记者：您是1994年开始在太和县搞试点的。在此之前，您为了让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作了何种努力？

　　何开荫：1989年新华社的内参和《半月谈》内部版深入地连续报道了我的想法，引起一些中央领导和政策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找我去中南海作专门汇报，要求我拿出可行性方案，在一个县，哪怕是一个镇搞试点。1991年我提出实施方案，给安徽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措施--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安徽省当时的主要领导作了较高评价，批示同意试点。可惜时间不长，安徽省遭受严重洪涝灾害，试点也就暂缓了。

　　1992年我到一些县、市“游说”。颖上县委主要领导很感兴趣，但在召开县委扩大会时有一些不同看法，没搞成。涡阳县委书记、县长都表示同意，县人大常委会没通过，但新兴镇坚决要搞。当年新四军就是在这个镇誓师的。这一年，新兴镇农民每亩地只要交30元，其他什么都不用交，老百姓反映非常好。1993年，河北省一位负责人看到新华社内参后，让秘书向我要详细资料，后来又派4个人实地考察，随后，河北省正定县的三个镇也进行了税费改革试点。1994年，太和县给安徽省政府写报告，要求在全县试行税费改革，省里批准了。

　　记者：太和县是您搞的最早的一块大面积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验田”，那里农民反映怎样？

　　何开荫：农民的改革热情让人感动，他们称这是“第二次大包干”！农民总结“大包干”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税费改革是“统一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太和县试点方案一定三年不变，核心内容是“税费统筹、折实征收、财政结算、税费分流”。农民不用管什么税或费，1994年到1996年一亩地交100斤粮食就行了，1997因试点方案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有所抵触，改为人均130至140元。实施3年下来，农民非常高兴。有两个乡镇多收了一点，县里免了乡长的职，把多收的敲锣打鼓送回去了，农民说这是土改后最热烈的场面。

　　记者：太和县试点成功的影响面是如何扩大的？

　　何开荫：1998年一位中央领导到安徽农村视察后指出，要改革和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财政部派人来安徽找我了解情况，搜集了大量资料。1999年初，财政部、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起制定出《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意见》。这一年，安徽省濉溪、来安、望江、怀远等四个县按《意见》确定的方案进行了试点。在总结试点县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试点方案微调后，确定安徽省作为全国第一个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

　　记者：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何开荫：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概括起来说，就是“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和一项改革”。以前农民要按上年人均纯收入的一定比例交乡统筹费，还有一些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以及屠宰税，改革后这三项都取消了；对于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安徽省要求用3年的时间逐步减少直至全部取消。此外，税改调整了现行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了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记者：历史上许多大的社会变革都是边探索边完善的，您觉得农村税费改革还有哪些地方要加以完善？

　　何开荫：安徽省搞试点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这项改革就其复杂性来说，在具体操作上要远远超过“大包干”，不可能一蹴而就。象公平税赋方面，有些地方存在“穷人替富人纳税现象”，计税土地面积远大于承包地面积，下一步需要进行政策微调，目前农业特产税、农业税附加以及“一事一议”的具体操作办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要设法建立乡镇财政增长机制，缓解当前普遍存在的乡镇财政困难。

　　记者：为农民减负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首要目标，安徽省的实践说明减负效果不错。你如何看待这场改革后续的发展？

　　何开荫：农民负担问题是农村诸多矛盾当中处于关键地位的矛盾，是各种矛盾的集中突出表现。只有搞税费改革才能使农民减负、改善干群关系，但光靠这并不能解决农村所有的问题。农民负担减轻、休养生息以后，还要解决农村盘根错节的综合矛盾，在突破口打开以后，必须要有“大兵团”跟进，不能“单兵作战”。现在，安徽省已经开始乡镇机构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等配套改革。只有这些配套措施都奏效以后，才能说农村税费改革是真正意义上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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