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经理股票期权的试点可以发现，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政策与法律环境以及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尚缺乏实施经理股票期权制度的一些条件。上海荣正集团总裁郑培敏日前就此指出，股权激励要想达到理想的激励效果，急需解决六大问题。

　　首先，克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郑培敏说，将股票期权计划与股票持有计划等同起来，形成对股票期权制度认识上的误区。其实股票期权是一种选择权，而不是一种义务。利益诱导是股票期权的激励逻辑。而在我国一些企业的做法无论是股票奖励还是股票持有计划，均带有十分浓厚的强制性与行政命令色彩。个别企业把试行期股制简单地认为就是给经营者多加些钱，提高收入，不了解其真正的目的。实际上股票期权计划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企业，而在高成长预期和不确定程度高的新兴企业中推行效果则较为明显。

　　此外，有的企业平均主义思想严重，不能接受对经营者实行期权制，企业经营者对高薪也有所畏惧。前不久的一项调查显示，对“假如按照合同你应该得到相当数目的收入，你敢不敢拿”的提问，有43%的人表示不敢拿。以上几种思想偏差都不利于经理股票期权制的推行。

　　其次，股权激励的实施主体缺位问题必须解决。郑培敏说，股权激励的实施实际上也是企业分配制度的一项变革，它涉及企业各利益关系方的切身利益，因而各利益关系方特别是经营者都希望按自己的利益目标来进行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这就要求股权激励的实施主体必须是所有者。有的学者建议股权激励方案由董事会予以制定并进行实施。但在我国董事会成员中经理人员的比例相当高，平均达41.3%，董事会成员应成为股权激励的对象而不是股权激励的实施主体，否则就演变为经营者自己激励自己，随意性很大。国家应作出明文规定，股权激励应由股东大会成立的薪酬委员会负责进行实施，而且薪酬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要充分考虑到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要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实行表决权委托制度、股东提案权制度以及股东代表诉讼制等，保证股权激励的实施主体能切实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三，用于激励的股票或股票期权的来源及兑现必须解决。郑培敏介绍说，国外公司可以在发行时预留作为股票期权的额度，也可以从二级市场回购，还可以通过再发行取得。而我国目前却没有正常的渠道来解决，《公司法》规定公司回购的股票要注销，我们也没有库存股制度。国家必须尽快出台有关股份回购及库存股的政策。另外关于经营层持股与出售的政策性限制使股票期权制度的设计变得困难。这些限制包括《公司法》第147条“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并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38条“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卖出后六个月内买入，由此获得的利润归公司所有。”这将使股票期权计划给经理人员带来的收益长期停留在帐面上不能兑现而使激励作用大打折扣。

　　第四，应加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设。郑培敏说，股权激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激励机制问题，但公司治理结构是包括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及经营者选择机制等多方面的一个完整体系，而且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影响的。在实施股权激励的同时，也应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其它环节的建设。现代公司治理需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经理选择，二是经理激励。其中前者是在给定企业家能力不可观察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机制能确保最有企业家能力的人当经理；后者是指如何建立一种机制确保经过选择而聘用的优秀经理能尽力尽责地为股东利益工作。据1998年由国家经贸委等机构主持的一项关于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家中由主管部门任命的占75%，由董事会任命的占17%，由职代会选举的占4%，由企业内部招标竞争的占1.3%，由社会人才市场配置的占0.3%。

　　郑培敏说，现代公司治理，不仅仅是控制权与监督权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分配，如果制度上不能确保决策行为人对行为风险承担相应的责任，对行为绩效拥有相应的个人利益所得，如果拥有经营者选择权的人不对选择后果承担责任，那么企业就不可能健康发展，经理股票期权激励机制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五，应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证券市场。郑培敏说，经理股票期权激励的载体是股票期权，其实质是通过授予经营者股票期权，给予经营者追求高股票价格的动机，在此过程中实现企业业绩的提升。因而激励作用发挥的一个前提是股票价格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而且这种相关关系越强，股权激励的效果越好。现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还不完善，公司股票的价格与业绩并不高度相关，股价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反映公司的质量。国企经营管理者为了使行权时股票保持高的市场价格，可通过内部人控制施行人为包装，使公司股票的价格高于它的实际价值，从而诱发经营者新的道德风险。因此，还要继续完善和规范证券市场，在完善市场监管体制、信息披露制度、改善投资结构等方面做文章，使股价尽可能真正反映企业的真实面貌。

　　第六，应积极稳妥地展开试点工作。在我国，股权激励的提出是近几年的事情，在上海、武汉、北京等地也已经展开了试点工作，并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总体来说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操作机制。郑培敏说，究竟采用何种形式，激励对象是仅仅包括总经理，还是包括董事或部分员工，具体股权激励方案的细则应如何进行规定，会计上怎样反映，这些对于实际操作者来说还有一定的模糊性，而且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当积极借鉴国外相关案例的先进经验，并借助专业咨询机构的力量对企业进行“个案设计”，形成规范化、专业化的可操作方案。同时在理论上，应积极展开实证研究，为行权价格、股权授予比例、授予时期等的确定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记者 刘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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