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尴尬的手机双向收费现象何以看出，当企业到海外上市时，应让国际市场的投资信心建立在企业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竞争能力的基础上，卖点是竞争力而不是垄断，也不是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

　　去年11月15日以来，海外基金经理大量抛售中国在境外上市的两家电信股而引发的香港股市大跌，最终被中国信息产业部部长的一番谈话平息了。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许多东西还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你可以坚持手机双向收费不改，但消费者可以用不增加手机消费来回答你

　　吴部长的讲话虽然把投资者稳住了，但回国来见消费者说什么呢？虽然消费者不像境外基金经理们的声音那么大，投票权也不集中，更没有“恒生指数”反映他们的意愿，但消费者的行为对价格是敏感的。因此，你可以坚持手机双向收费不改，但消费者可以用不增加手机消费来回答你。

　　降价与否对中国电信业的重要性不亚于对基金经理们的重要性。前些年，中国移动通讯发展很快，据了解，2000年9月达到6500万。从户数上看，中国居世界第二。但麻烦的是，打电话的量却很小，电信用户量增加快是一个成就，但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电信业实力和竞争力的是什么？是通讯量，比如说，你修一条公路，修得很好，但上面如果没有多少车跑，修路的成本就没有人为你分摊。修路的成本是要由路上跑的车分摊的。如果跑的车多，分摊下来单位成本就很小，反之，单位成本就高，投资就不容易收回。

　　电信业也是如此，它的固定成本投下去后，主要靠通讯流量来分摊成本。对于电信产业，很快收回投资更加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技术变化极快的领域，如果投资不能在短期内收回，很快就会被无形折旧。现在技术进步太快，GSM刚刚在世界上流行，马上又出现了2.5G、3G等新技术，跟还是不跟？跟，钱从哪来？GSM投下的钱还没有收回来呢，靠什么来更新？所以，通讯流量不是小事情。

　　通讯流量恰恰是受价格影响的。在中国，任何一个新产品出来，一般来说首先面对的是公费消费，对于这个阶层来说，不管价格多高，都是要消费的。然后面对是高收入阶层，这些人对价格的反应不敏感。这两块“吃完”后，再往下走，后续的消费者对价格会越来越敏感，特别是普通消费者，他们对价格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他们的收入有限，要买房子，要买劳保，供子女上学等，支出项目很多，如果不适当降价，这个消费群体就动不起来。需求就会进入所谓的“死库容”，即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卖不动了。而光靠大款消费，永远是一个很小的经济，是“奢侈经济”，这种经济是没有生命力的。

　　并且手机后面还跟着生产商、零部件供应商、销售商。还有网络服务这一块，目前它七成的收入给了电信，而其它国家一般只分出10%-15%。由于电信收费太贵，把好多产业的发展都给压住了。

　　因此不要以为消费者不重要，他们不说话，也不开会，但他们可以表现在少消费上，他们少花钱就是在说话。

　　我们的电信发展模式以扩大用户为主要目标，可以不在乎流量。好象你去饭店吃饭，连桌、椅、房子都替他买下了，买了后产权却不归你而归饭店。这种情况只有在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尽管明年可能还有2000万手机用户的扩张，但光靠用户增加，消费流量没有更快增加，这样的财务模式是不是有点脆弱？为什么电信主管部门老是对消费者这头搞“不懂”？我想可能和一个问题有关，即要安电话，先交初装费。

　　初装费是1980年定的政策，当时因电话需求增长很快，而供给方又没钱，就设定了初装费，等于政府出面集资。那时装固话每机要交5500元初装费，这就等于把固定投入的一部分一次性算到消费者头上去了。一般情况下，这5500元在财务上应该分摊5-10年，现在客户一下子拿出来，企业的现金流多好呵。而且，这笔钱他们拿去了，既不算债务——不付利息，也不算股东——不分红，也不是抵押品——不用电话时也不退还你初装费，所以我们的电信发展模式就成了以扩大用户为主要目标，可以不在乎流量。就好象你去饭店吃顿饭，连桌椅房子都替他买下了，买了后产权还不归你而归饭店。当然，这种情况只有在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但是，这两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初装费的增长开始往下走，去年固线的初装费平均不到1000元(再竞争下去谁还敢收那么高的初装费)。因此，中国电信业原有的财务模式就会出麻烦。目前虽然每年2000万手机用户的增长，但流量靠什么增加？只能靠价格，不降价，消费者怎么去多打电话？1999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北京的普线率超过50%，其中27%的用户是热着装冷着用，即没有急事不打。据中银国际的一项调查，大约有1000万—1500万的手机用户平时是关着的，只往外打而不接听，主要原因就是双向收费。

　　因此，手机双向收费改成单向收费，对于刺激需求持续增长是一个利好消息。其实，手机单项收费早就在酝酿，国内的专家学者发表了很多意见，香港基金经理不可能不知道，世界上哪有一个这么大的手机市场还是双向收费的？难道他们看不见吗？欧洲市场上大部分都单项收费。周边国家也都在讨论降价的问题，香港电信的价格降得更历害，而美国(里面有一部分IP业务)合人民币才4毛钱，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自己。 手机收费事件不是透明度的问题。要害在于，资源垄断性企业境外上市，要总结经验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凡是类似的企业上市，都应让境内的老百姓先有投资机会，这里不是一般地讲合理不合理。世界各国通常在带有垄断性质的公益性产业里允许消费者成为股东。这样，作为消费者要承担一个垄断价格，同时作为股东也可以分红，这两者是可以平衡的。如果手机双向收费不取消，假定我们这6500多万个移动户中有一半是这家电信公司的投资者，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时，还可以平衡，现在成了不是这部分人吃亏就是那部分人吃亏，麻烦就大了。

　　第二个教训是企业境外上市公司不能以垄断为卖点。把垄断作为卖点，开始可能会很好，但一有风吹草动投资者就会跑，船就会“搁浅”。这些心理上的变化反过来会影响基金经理判断后来的上市公司。有好几家垄断性公司上市困难，就因为卖点是垄断，而今后又不可能长期维持垄断格局。国际上的投资者也能看到，所以他们不会把这类投资对象看成是长期投资的好东西。从长远看，增加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竞争能力的信心才是根本之计。

　　企业海外上市时，让国际市场的投资信心建立在企业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竞争能力的基础上，卖点是竞争力而不是垄断，也不是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

　　英国撒切尔搞电信改革时，先把国内企业拆开，让企业先在国内竞争，开列的时间表是7年。她在事前就说明：7年后要发更多的牌，允许更多的企业经营电信业务。另外这些企业先卖给国内老百姓。这样做除了公平的含义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当企业到海外上市时，让国际市场的投资信心建立在企业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竞争能力的基础上，卖点是竞争力而不是垄断，也不是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

　　中国电信当初上市时，占中国电信市场的份额的99%。可见，当初的基本卖点只有一个——垄断。中国联通这次上市时，最亮的牌正是它是中国市场上惟一一家电信牌最齐全的公司，国际国内、数据、无线、寻呼、卫星，手里什么牌都有，有意无意地又卖了一次惟一性。

　　因此这次股价波动就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基金经理一听到单向收费这个消息，心里就发毛。因为他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些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有多大的基础上的。

　　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么多投资银行的研究报告表明，单向收费并不是坏事。美林证券的研究报告就说，如果双向收费改成单向收费，这两家公司的业务量会扩大，按国际上的经验，头一年就可扩大30%；百富勤的报告说，假定降价没有引起流量增加。这个假设显然是不对的。降价是怎么不会引起通信流量的增加呢？降价是一个损失因素，但扩大了业务流量是正的因素，要分析这两个因素力量对比如何。但是，基金经理只听一种意见，他们只相信，降价就完了，一降价，利润就下去了。这反应了经理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上。

　　竞争力是什么？就是竞争激烈后公司还有利润。 电信事件不是一个“单向双向收费”的小事情，它反映了整个中国庞大的垄断性资源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如果只依靠垄断或某些特殊政策，市场上会对任何垄断权减少的政策变化都会做出强烈反应。所以，这不是好的融资策略，应该吸收欧美垄断性行业开放的经验，先让他们在国内市场形成竞争性局面，培养竞争能力，让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的竞争能力逐步建立信心。这期间，要让消费者成为投资人，同时要有“开放的时间表”，因为预期很重要。撒切尔给了英国人7年的预期，其好处是所有的投资方、消费者都会考虑这个预期，很多风险可以在这个预期内化解掉，而中国电信业的结构什么时候调，什么时候发3张牌，什么时候是6张牌，什么时候是15张牌，谁都不知道。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因为培养垄断性行业的竞争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提早结束垄断、增加竞争程度，让价格降下来，这必然会影响投资人的行为以至未来中国公司的上市。所以要对投资人有个“交待”。香港电信国际业务原来也是垄断的，决定2002年开放，由于周边国家和地区改了，压力很大，香港电信主动提出要把垄断牌交还给特区政府，让它开放，而特区政府给公司赔偿68亿港币。

　　这次电信事件不是一个“单向双向收费”的小事情，它反映了整个中国庞大的垄断性资源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它不单涉及社会公平问题、国民待遇问题，而且有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市场效益问题。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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