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往往不服经济学家的评点，因为学者的理论往往流于空泛、复杂和晦涩，甚至大而不当。但本月23日，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中山大学的岭南财经论坛发表题为《中国企业家的困惑》的演说，却深深折服了上百名来自各地的企业老板和老总。一些老板尊称眼前这位比自己还年轻的教授为“张老师”。显然，张维迎搔到他们的痒处，击中他们的要害，阐明他们的困惑。在学术价值上，张维迎无愧于一名真正的学者，因为好的理论总是经得住现实的考验和反驳的；在社会责任上，张维迎无愧于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好的贡献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剖析。

　　张维迎的基本观点明确简单：企业家是市场买卖出来的，而不是政府委派出来的。早在1986年，年仅27岁的张维迎在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经济研究》发表论文《企业家与所有制》，提出与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主流观点相左的理论：企业家是一种特定的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这样的财产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因此，造就企业家的关键是改革所有制。后来，张维迎远赴英伦，在牛津大学学习研究现代企业理论，学成归国，带回一本令中国学术界为之一震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在纯学术的逻辑上支持、深化了他早年提出的观点。后来，在一系列的应用或通俗文章里，张维迎一再强调他的观点：国有企业的经理是由政府官员而非资产所有者选择的，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理却不须为此承担责任，因此他们没有适当的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能力的人当经理；而良好的业绩并不能保证在位经理能一直干下去，从而经理不可能有长期的激励。简而言之是，产权没有得到清清楚楚保护的资本家，就没有企业家，也没有经理人。

　　显然，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种机制能够保证只有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善于创新、勇于冒险、精于捕捉市场机会)的人才会被选为经理。因此，中国的企业家仍然有着面对政府的困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诸多困惑。

　　企业家“傍”政府

　　一问：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要“傍”政府？

　　张维迎：与西方相比，中国这个市场最大的特色是：政府是市场的主导力量，控制着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和企业家需要利用的市场资源。

　　中国任何一个企业都要得到政府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好多个部门的批准；另外，政府也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你要上市，获得银行的贷款，都需要政府的批准,政府的支持，否则不可能；政府也是企业最大的客户，政府还有好多的采购行动，我强调一点，政府不仅是采购，还通过地方保护，限制一个产品的市场进入，好比你是广州的产品，要去湖南、河北，没有政府的支持，你可能根本进不去。

　　另一个呢，政府政策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未来，政府的政策左右着我们的经济形势，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策风险，而不是市场风险，所以预测政府的变化比预测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但预测政府政策比预测市场更难。这就是好多中国的企业家特别热中于出席参加政府的经济研讨会。

　　二问：怎么“傍”？

　　张维迎：办企业，首先要“搞掂”政府，要在政府内部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学习胡雪岩如何“搞掂”政府官员？！还有是“戴红帽子”，为了得到政府支持，即使是一个私人企业，也想办法搞成一个集体企业，乡镇企业；还有办法呢，我们的企业家能够直接进入政府的决策部门，如当政协委员，全国劳模等，有了这样的位置，就有可能见到政府的领导人，就可以提出一些政策方面的要求，也可享受一些优惠的待遇。我到地方调查的时候，搜集了好多企业家给的名片，我看了一下，很少能在名片上找不到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或全国劳模的；最后的一个办法是去贿赂政府官员，我们感到无奈。

　　我们企业家用大量时间、精力、资源花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我问过一些企业家，你有多少时间在与政府打交道，他说有50-60%都用在这个上面。民营企业花在与政府处理关系上的时间比公有企业还要多。

　　三问：企业家“傍”政府，“傍”出一个啥？

　　张维迎：但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与我们企业家的偏好不一样。政府官员有政府的功能，而企业家要经营好企业，创造利润创造财富，那么这样就变成由政府官员的偏好来主导企业家的偏好，好比说，我前面两个困惑都与此有关。

　　为什么企业需要快速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政府需要保持增长速度，对每一个地方政府来讲，增长速度是他的正题。

　　另外企业也需搞大，为什么？只有搞大，你才安全，你才能得到领导支持，才能搞到钱；政府呢，最在乎是否安定团结，而企业很大，一且跨的时候，就会有安定团结的问题，这时政府一定会来想办法帮助你。

　　另外，我们的企业也不断投资新项目，因为政府需要这些，只有新的项目，才能代表他的政绩，他总不能老看旧项目，他一定要看一个新项目，所以政府一定会喜欢搞新项目。

　　我在这儿引了湖北幸福集团周作亮的一些话，我知道，幸福实业有限公司，两年前就已经垮了。周作亮的话道出了我们好多企业家的心理状态，他说：“我们是国家树起来的企业家，有责任带这个头，幸福怎么办，我们的目标就是快速壮大。如果领导到这里，你不发展行吗？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向省里请示搞幸福铝业，(他最后搞的一个厂，被这个企业拖跨了)我在全国十佳乡镇企业中排第五，如果我们再不上，而别人上去了，别人就会甩掉我们，别人上去了，我们对得起领导吗？反过来，上级领导也不会再树我们这个典型了，如果我们不搞三大项目，省里的领导哪个会来开现场办公会？哪一个部门会来支持我们？领导需要好企业家，企业家需要好领导，这是辩证的，不是孤立的。”

　　周作亮的话，我想代表了中国情况下企业家的典型心态。

　　企业家与他的经理人

　　“一个保姆的道德是由家庭主妇培养出来的”

　　一问：我们总是喜欢把这个企业做大，但要把企业做大，靠一个人又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雇佣更多的经理，雇佣更多的员工，那么你要你的员工，特别高层经理，按照你的意思，实现你的理想，你就一定要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你的核心资源，可当这些员工须经人获得了这些资源、渠道之后，他也可能想，我为什么要跟你干，为什么要不利用这些技术，自己干？

　　张维迎：这可能是我们好多民营企业面临的非常残酷的问题，我们企业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好多“叛军”出来了，而且叛军通常不是一个人，一个副总离开的时候，可能老总就很难留住副总部门经理下面的人。当然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在西方也存在着，

　　那么在中国提这个问题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西方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企业家的产权，而中国的法律制度非常落后。

　　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律保护，一个人离开你，产权保护越少，他离开你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国家的产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一个国家的企业就不可能做得大，

　　二问：既然我们不能阻止“叛军”离开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张维迎：我们就贿赂他，使他不离开我们，这也就是就科技、智能型企业里面的股权。这里，我要强调产权的保护越困难，产权的分享越重要。

　　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苹果树，苹果树离我们家比较远，离另一户人家比较近，我很难保护这株苹果树，所以我们家每年搞的苹果就会送给这家人两筐，这样他就不偷苹果了。我们的企业也是这样，当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一定要送他的两筐苹果。

　　我们原来一些企业家不愿意分享产权，最后连苹果树都砍走了。

　　另外，在企业里要培养许多核心的员工来保驾护航。也许你的副总，也许你的部门经理背叛你，但他下边的人不跟他走。

　　三问：有了产权，万事大吉？

　　张维迎：没有职业经理，就没有大企业，但难点是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问题。在中国，可信赖的经理比能干的经理更稀少，我有次去一个企业，在郊区，养了好几条狗，我问“你怎么养这么多狗？”他说：“我养狗比雇人便宜多了，狗比较忠诚，它也不会偷你的财产，所以养狗比雇几个人更重要。”

　　当然这个个笑话，但也说明一点，一个职业经理对企业的忠诚多么重要。

　　四问：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缺乏职业道德？

　　张维迎：并非因为中国人的品性差或我们的道德水平比较低，而是一个制度问题。职业经理要有职业道德，首先要对职业道德有市场需求，在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的管治下，我们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是不值钱的。

　　职业经理的道德是由企业家培养出来的，就像一个保姆的道德是由家庭主妇培养出来的一样，如果我们不能改变产权制度，那么我们职业道德的建设就会非常慢。

　　五问：在现实中有老板的困惑，也有职业经理的困惑，你是不是过分的强调了职业经理要有职业道德，却忽视了“黑心老板”的控诉？要不要提老板的职业道德？

　　张维迎：这个我同意，既然职业经理人要有职业道德，那么老板也要有职业道德。

　　张维迎教授简历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一契约理论》、《博士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另有数十篇中英文论文发表。主要开课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企业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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