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19日下午，原涡阳县新兴镇党委书记刘兴杰和镇长李培杰都已记不清八年前的许多事了，记不清改革试点被披露出去后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前来调查时是什么样的情形，只记得那时虽说已经有了新华社半月谈内部版和安徽日报等媒体的报道，但1993年下半年在涡阳县，新兴镇的农村税费改革仍然不能端上台面——在一些人眼里，它是“私生子”——是“非法”的产物，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94年上半年。

　　从2001年2月16日到2月20日，记者在合肥和涡阳，专访了多年研究和鼓动农村继大包干后第二次全面改革的现任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走访了当年策划改革的新兴镇镇长李培杰、党委书记刘兴杰和见证人——当年的涡阳县信息调研科科长王伟等人，这才发现，原来这第二轮的农村大变革有着如此耐人寻味的历史。

　　酝酿

　　对于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何开荫来说，1993年是令他激动的一年，虽说1991年他就在原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嘱意下拟定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方案，但苦于无人敢于付诸实施(1991年，安徽省一位主管工业的副省长找到他，承诺在自己定点扶贫的临泉县开展试点，但当年该县因遭遇水灾，此事不了了之)。

　　进入1993年，他的苦闷依然，但他并不知道，基层农村里也正在酝酿着新一轮的农村改革。就在这一年，他的设想被并不知情的涡阳县新兴镇人部分地实施着，直到下半年，何开荫才因得知有这样一个镇而开颜。

　　1992年，用原涡阳县新兴镇镇长李培杰的话来说，农村“矛盾不小”，这位如今已退居二线的县民政局党组书记说，与当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党委书记刘兴杰正在为此而头痛。2001年2月，刘兴杰回忆说：“尽管国务院几番下令农民负担不能超过上年收入的5%，但事实上这个本用来限制乱收费的标准却成了加码收费的基础，因为地方虚报浮夸风盛行，农民人均收入原本只有1000元的，一般会报1500——2000元，而实质上便按照这些虚报数字的5%来收费，极不合理。如何设定一个合理的办法，既能将收费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标准以内、减轻农民负担、使收费收得让农民明明白白，又能让乡村干部从一年忙到头也完不成的收费任务中解放出来，镇党政班子一直在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

　　李培杰为当年的粮价算了一笔账：“那时粮食定购价与市场价差别太大，比如黄豆，当时国家收购价是0.38—0.40元每斤，而市场价是0.90—1.00元每斤，农民对此极为不满。”

　　当年9月，当自感将难以完成收费与收购任务的李培杰和刘兴杰看到农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时，顿时豁然开朗，这篇题为《为农民松绑 把粮食推向市场》的文章，使“二杰”产生了“税费一把抓、用钱再分家”的念头——

　　李培杰：“咱可以试试这个办法，1992年，新兴镇每月工资支出7万元左右，全年约80万元，办公经费全年20万元，农业税定在50万元左右，建设费40万元，农田水利、植树造林20万元，‘五保四扶’约需20万元等等，全年全镇总需260万元左右资金，而全镇耕地面积8.7万亩，细算账每亩一次上交30元便能基本满足财政需求。有了‘一次交清30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费’的想法，再发动干部下乡向数百家农民征求意见，农民全都表示愿意，于是镇委镇政府开会形成了进行探索的决议。”

　　对于长期被农村收费这些难事困扰的刘兴杰来说，当年形成这个决议，如同清凉剂一般使人清爽，他感到自己从此可以不再那样焦头烂额了：“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在新兴镇土生土长，自己的家就在农村，对许多事都亲眼目睹，过去最害怕的就是在家乡的农村工作，如果干不出一点实事，只知道收钱，农民会骂，家乡人会有想法。那时农民的生活又那么苦，涡阳县农村的干群关系已经很紧张，常常发生集体上访的事情。有了改革的想法后，与镇长、副镇长小范围商量后，感觉不是坏事，很快两套班子便形成了决议。”

　　布告

　　1992年10月，新兴镇书记刘兴杰与镇长李培杰连续四次来到涡阳县城寻求领导的支持，县委书记、县长很快表示可以试点，并且决定于次年1月3日在新兴镇召开联席会议。得到县主要领导的支持，“二杰”有了底气，但心里仍然不安——税费合并征收明显违背当时的政策法规。

　　2001年2月，刘兴杰回忆说：“当时还是有点怕，但怕也得搞，为了减少风险，我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刘所说的好办法就是提请新兴镇人大审议通过改革方案。现任新兴镇党政办主任的赵成云回忆说，“1992年11月23日，全镇110名人大代表中到会的109人全都投了赞成票，罕见啊，从来没有如此齐心过。”

　　于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件以政府布告的形式宣告改革开始的事件随即发生了——1992年12月20日，涡阳县新兴镇人民政府张贴镇长李培杰署名的政府布告，宣称“决定在1993年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

　　布告说：

　　1.实行税费提留金额承包，农民只承担按照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不在(原文如此，应为“再”，记者注)承担任何费用，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2.全镇8.9万亩土地，每亩承包费全年上交30元(午秋各半)，实行税费提留一次到位，农民按照国家规定交售的粮食，谁出售，谁得款。

　　3.镇财政所直接与农民签订协议书，在收款期间，自然村、行政村干部负责落实，同时要求全镇各级干部、国家职工、教师、党团员带头交款。

　　4.交款时间，午季在公历六月十日至六月三十日，秋季在公历十月十日至三十日。

　　5.对不履行公民义务，有意拖延、刁难，不按时交款者，视其情节按有关法规政策处理。

　　6.对承包土地、国家、集体征用或个人转让、出租问题，属国家集体征用的，由镇政府按照政策解决，属个人转让或出租的，由原承包户或接受户承担税费款，由行政村自然村落实。

　　7.对大的自然灾害，造成全镇大面积无收的，由上级政府决定减免，对烈军属、社会困难户，承包税费也要如数上交，对其困难程度，镇政府按照有关优惠政策，从其他方面另行酌情解决。

　　8.银行、信用部门应向农民提供必不可少的信贷资金，使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必要的金融扶持。

　　9.科技部门应尽快开发技术市场，向农民提供有偿技术服务，定期举行培训班。

　　10.各部门要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引导农民利用信息来调节自己的生产经营，掌握市场命脉。

　　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布告，虽说是以基层政府的名义张贴的，却更宣告了农民要求摆脱负担走向市场的决心，其中的许多内容，对于今天中西部的许多乡村来说都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义。2001年2月刘兴杰回忆时说：“用乡镇政府布告来宣称进行改革，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非法”

　　然而在1993年初，几位探路者意外地受到了当头棒喝。

　　这年1月3日，涡阳县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领导班子和全县乡镇党委政府负责人在新兴镇如期召开了联席会议。依照刘兴杰、李培杰和副镇长龚宝杰的预料，和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事先计划，这次会议是要将新兴镇的改革作为典型示范来推广的，然而事情出现了转折。

　　刘兴杰作为镇党委书记向会议汇报了新兴镇方案的操作办法，引起其他乡镇的高度关注，但正在兴奋之中，县人大、政协冷静地提出了异议，指出这一方案虽说合理，却不合法。站在人大的角度来看问题，刘兴杰回忆说，那既自然又应当，方案确实与当时的政策法规不一致。然而对于热情高涨的刘兴杰、李培杰等人来说，这无异于一记当头棒喝。大张旗鼓地执行非法的决策，对于基层官员来说意味着什么？！

　　八年后刘兴杰说：“作为监督者的县人大主任发言指出它非法，人们的思考方向立即受到影响，讲话也都模棱两可起来。最后会议总结时的情景，现在的印象还特别深，尽管县委书记内心倾向于支持我们的改革，说出话来却不再那样鲜明，表示如果实在不行再回头也来得及。总之，从此之后感觉便不一样了，一些领导的支持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但会后，新兴镇党政班子内部磋商，决定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大不了掉顶乌纱帽”，刘兴杰、李培杰都这样对记者回忆说，“但继续干下去，对于农村来说，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也是在这次会后，李培杰回忆说，曾经准备与新兴镇一同进行改革的马店镇党委书记决定缩手，同样由基层人大会通过改革方案的丹城乡却决定与新兴镇一起坚持下去。

　　变局

　　“之所以敢于继续干下去，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有关，”刘兴杰对记者说，“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干部的心里比较踏实，不会考虑诸如以后会不会卷进政治漩涡、会不会被当作另类对象来对待等等问题，至多不过是撤职或调离，事儿还是要大胆地搞。”

　　1993年，新兴镇顶着压力与农民签订了协议书，颁布实行1992年年底形成的《新兴镇土地承包税(费)收缴结算办法》、《新兴镇关于实施土地税(费)制度试行细则》，但从3月开始，局面开始发生大变。

　　县人大法工委与县财政局派人下到新兴镇检查，制止实施新的土地税费制度。而3月3日，年轻的刘兴杰离开新兴镇调任副县级单位、县城关镇镇长，李培杰继任书记，向县委县政府领导汇报时仍然坚持继续搞改革，此时鉴于形势的发展，据李培杰回忆说，县委书记已经不再表态。但是李培杰一次在与一位领导共餐时套到了一句醉意朦胧的话——“一旦撤了你，还是可以提起来的”，这时他心里又有了底。

　　对李培杰来说形势最为严峻的是在1993年4月。4月27日，涡阳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撤销新兴镇和丹城乡人大通过的施行税费改革决议，捧着那份名为《关于撤销新兴镇，丹城乡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土地承包税费决议〉的决定》，丹城乡退缩了，新兴镇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再对着干下去，就是直接违法，李培杰作为党委书记将直接负起最大的责任。

　　当月，李培杰登门拜访当时的县人大主任，希望能从其嘴里套得一丝松动的口风，但是回答是：“非法，你不要搞。”

　　改革

　　2001年2月20日，安徽省涡阳县乐行宾馆，坐在会议室里回顾当年改革情形的现任县财政局副局长、县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汪睿说：“当年马店镇党委书记头脑灵活，一看风向不对，立即退缩了；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一下来，老实听话的丹城乡退缩了，留下新兴镇人，既不灵活又不怕事，居然干起来了。”

　　李培杰回忆说，当时县人大主任一方面是认识到这一方案与现行政策法规不一致，另一方面也是担心新兴镇的改革起不到减轻农民负担的效果，会给农村带来不利影响。客观地说，人大方面的出发点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和新兴镇那么多农民都认准了的事情，不能就此罢手。

　　于是李培杰做了一件有违党性的事——“瞒天过海”。1993年无论大会小会，李培杰都声称改革没有搞下去，实行的是原来的一套；暗地里却“我行我素”，继续执行与农民签订的协议。由于协议规定，农民交足30元每亩之后，不再承担除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以外的其他义务。这年的夏粮收购，李培杰说，事实上是政府想办法另行解决的，因为具体实施协议改革方案时，农民既可交钱也可以粮代钱，当年的午季任务完成得十分顺利。在县政府召开的午季任务完成情况汇报会上，李培杰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遵照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新兴镇没有执行镇人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一切照旧征收。”

　　2001年2月19日上午，新兴镇张浅村的农民张兴敏、张金然和张六宝一边享受着小阳春里的暖日，一边对记者说：“当时我们是很欢迎了，一亩地30元钱，虽说比起今年来说(减负力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合同上写了，不准乱收费。当然，比起1993年，去年的改革(2000年安徽全省按照中央文件的方案进行全省改革试点)我们更加欢迎了，减的更多了。

　　这一年的改革过去，财政状况正好如刘兴杰、李培杰等人预料的，运转良好，对于农民来说，乱收费没有了。但是这年的秋粮收购任务新兴镇没有完成，李培杰解释说，秋季收的黄豆，政府定购价只相当于市场价的1/2到1/3，根据改革方案，农民依照国家规定交售粮食，谁交售谁得款，农民不愿将黄豆交售给国家，最后全镇尚欠1/10的任务没有完成。

　　虽说改革在内部进展顺利，但1993年底仍然是难熬的。年中，县信息科科长王伟将新兴镇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信息向省里报了上去，新华社安徽分社的一位记者很快将其写成内参，并在半月谈内部版上发表了寥寥数十字的消息，安徽日报也进行了小篇幅报道，尽管在王伟的陪同下，李培杰直接向阜阳地区的主要领导做了汇报并得到了口头的支持，但很快，涡阳县的一些老领导找到了王伟——“你怎么能把这样的信息报上去呢？”年底，当时任安徽省办公厅调研室研究员的何开荫来到涡阳，希望县里派人到新兴镇作调查时，县农业口的一些同志全都托病不出，最后还是由王伟一直陪同。而此时，新兴镇的改革仍然不能端上台面——在一些人眼里，它是“私生子”——是“非法”的产物，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94年上半年。

　　与此同时，来自河北、江苏、四川等地的调查组多起来，有的干脆就是一个镇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直接来学习经验，而同属阜阳地区的太和县县委县政府领导率领乡镇负责人也来到新兴镇，并且参考了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的意见，在取得安徽省有关方面支持后于1994年开始全县全面推开，很快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太和模式”。

　　1994年，太和县开始进行全县试点，涡阳县有关方面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了，但是取得省政府的支持也开展全县试点却已经有些为难，据现任涡阳县农经局局长、当年任信息科科长的王伟回忆说，最后还是由省农村工作小组批准，涡阳县才开始全县试点，也就在1994年上半年，涡阳县有关方面召开会议，新兴镇的改革才得到了明确的正式的肯定，肯定改革解决了那一阶段农民负担和基层工作中的许多问题。

　　现状

　　2001年2月19日上午，新兴镇现任党委书记陈青云和镇长张群接待了记者。据介绍，2000年新兴镇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进行了又一轮的税费改革。目前难点是，新兴镇全镇教育人员共约420人，镇委镇政府及其他事业单位人员共120多人(1999年已经裁减非财政开支人员100余人)，全年全镇仅工资支出便需要436万元左右，其中仅教师工资一项便需300多万元。全镇农业税及其附加总额仅360万元左右，2000年实际上只能收上280万元，这样，仅工资一块便出现150多万元的赤字。

　　何以改革多年，一实行中央方案便会遇到财政困难呢？张群分析说：一方面这恰恰说明中央方案的减负力度更大，确实见到了实效，农民负担更加减轻了；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些配套措施，乡镇机构改革方案正在制定，正有待实施，农村教育体制改革急需提上日程。

　　原新兴镇党委书记刘兴杰、镇长李培杰则分析说，1993年，新兴镇只有公办教师100余人，镇委镇政府和七站八所总共只有70余人，每人每月工资也只有二三百元，全年工资支出只需80万元左右，财政包袱轻，乡镇村级组织从未借过债，实行改革后，财政上没有形成压力，农民多年反感的乱收费现象清除了。而1995年以后，人员只进不出，机构日益臃肿，工资上涨幅度大，占教师多数的即将退休的老教师每人工资便在900元左右，政府工作人员工资也几番上升，财政压力过大。而当年的农产品价格一般是现在的两到三倍，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的剪刀差日益加大，使得农业生产总值下降。

　　县财政局副局长汪睿则告诉记者，自1995年以来，全县乡镇欠债总额已达2亿元，财政压力过大。而涡阳县是一个农业县，全县13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120.4万人，全县财政中，农业占大头。1994年以后农村改革的成果，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反弹，主要是由于缺少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尤其是乡镇机构改革、乡村教育体制改革、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等配套开展的改革措施。

　　现任新兴镇长张群对记者历数了现行改革中尚存在的种种问题和解决办法。他说，1993年便开始改革，为何新兴镇还没有一跃而成经济强镇呢，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的税费改革单兵作战，不能带来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下动上不动，工作也被动”，真正解放农村，使农民全面走向市场，需要的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变革。(本报记者刘建锋杜登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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