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和部门在扩大内需、启动消费方面的力度可谓不小，但产生的效应离预期目标仍有一定差距。有效需求不足，除居民收入增幅减缓、消费差距拉大、支出预期提高等因素影响外，消费政策不配套也严重制约了消费市场的正常发展。

　　居民收入的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1991—1999年，GDP平均每年增长10.4%，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增长6.9%和4.8%，与GDP增幅相比，分别低3.5个和5.6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增长滞后，而居民消费需求又滞后于居民收入的变动，直接影响了消费结构的变化。近几年来，由于城镇居民相对稳定的收入增长使得城镇家庭消费结构升级进展顺利，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放慢，使得农民家庭消费增长缓慢，升级困难，不能填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后出现的消费需求空白，使得城乡居民消费出现断层。农村经济的发展还难以为缓解城市商品积压提供足够的购买力，难以形成足够的有效需求消费。这是影响我国目前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传统消费观念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受传统消费心理、消费习俗、消费观念等因素影响，人们有钱也不花，过分强调节俭，消费倾向比较低，导致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逐渐降低。

　　传统消费观念给人们消费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使人们习惯于保守性消费。人们崇尚“收支相抵、略有结余”，忌讳“寅吃卯粮”，因而即期收入成为当前消费的最大极限。他们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愿意“负债”消费或“超前消费”，不愿意把明天的钱提前到今天来用，于是消费需求不足难以避免地成了保守性消费的孪生物。

　　二是使人们习惯于“预后”性消费。人们主张“节俭当前、聚财预后”，偏重远期消费，轻视近期消费，他们一旦有了一点收入结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把它们积存起来，以作远期消费，例如购房、养老、养病等之用。随着改革的成本和风险越来越大，并加之于百姓身上，导致个人消费心理趋于保守，消费行为更加谨慎。节省开支，增加储蓄也就成了多数居民的必然选择。传统消费观念及其对人们消费行为产生的消极作用，降低了城乡居民对激活消费经济政策措施反应的灵敏度，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经济政策措施预期作用的强度，弱化了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和导向作用。

　　消费体制改革滞后制约了需求的扩张。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根据当时的经济体制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实行了“低消费”的总体政策，依据这一总政策制定了具体的、以主要消费品配给制为特征的消费政策；在改革初期，为偿还历史上的“消费欠账”，也曾一度实行向消费倾斜的总政策；80年代中后期，为防止消费基金膨胀和治理通货膨胀，又实行了限制消费的总体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体制的改革中，由于政策调控不当和不力，导致消费体制改革滞后。低工资下的福利型消费体制阻碍了消费的发展，许多限制消费的政策影响消费的启动。重生产信贷，轻消费信贷，使生产力扩张与居民收入增长相差过大。在反对“高消费”、“超前消费”中，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合理消费，引导消费不力。重城市消费，轻农村消费等等，特别是涉及个人消费支出的改革比较多，使消费预期不明确，许多即期消费变成了中远期消费。目前，各级政府出台的一些抑制消费的政策仍未完全打破，或没有及时清理，微观调控还存在制约消费增加的因素。主要表现在：

　　在城市，虽然国家强调大力发展家庭轿车，但轿车消费政策并没有相应作出实质性调整。传统的以限制“公用轿车”消费为主的消费政策维持了极高的轿车市场价格和维护、使用费用。据报道，部分地区附加在汽车上的收费达到车款的30%—50%，众多的费用使我国的汽车购置费高出一些发达国家一倍以上，严重地影响小汽车进入家庭。再如住房，目前的主要制约因素仍是商品住宅价格过高、房地产二级市场手续繁杂，使老百姓买不起甚至靠银行贷款也买不起。在电信、电力领域，价格体制的限制性因素也影响了消费的增加，如移动通信话费、农村电话租费过高是目前电信消费突出的限制性因素。在信息消费上，由于信息基础服务领域的垄断性，对网络和信息服务的消费也明显构成制约。在电力供应上有些还存在超量加价的收费方式。

　　在农村，限制农民消费的因素仍然是用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薄弱，限制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张，使潜在需求无法成为现实购买，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已成为制约农村消费市场扩张的“瓶颈”。

　　因此，扩大内需，启动消费，任重道远。在鼓励居民消费的同时，尽快并彻底清除消费障碍变得十分重要。只有营造一个好的消费环境，才能让居民花起钱来更坦然、更潇洒。严先溥《市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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