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0——22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L.R.Klein)博士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讲学，欣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听说您这次来中国，是准备把为香港度身订作的经济预测模型介绍到中国来，您正是因为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荣获198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在这方面的成就？

　　克莱因：我来中国已经好几趟了，来广州还是第一次。我这次讲学的主要内容是宏观经济模型预测、世界经济前景展望以及中国西部开发的潜力，其中包括介绍为香港所做的经济预测模型。

　　我从事经济模型预测的工作要追溯到50年代，从那时开始编制若干模型，用于预测商业波动的发展和用于研究经济政策措施的效应。60年代初，我领导“布鲁金斯-社会科学研究会计划”，用于预测美国经济的短期发展，以后又开始编制比它小得多的“沃顿经济计量预测模型”，用于商业分析。从60年代末开始，我们孕育出名为LINK的专案，即“国家经济模型的国际连结”。该项计划覆盖了72个国家或地区——-涵盖所有OECD(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国家、大部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将对世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年，我致力于编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预测模型，包括墨西哥、香港等。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设计，必须能表现这些地区的特质，不宜仅依据新古典与凯恩斯的综合理论，完全复制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模型。

　　记者：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对计量经济模型预测的准确性表示怀疑，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克莱因：很显然，计量经济模型不能等同于经济现实，天下也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经济模型。经济模型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受到取样的影响，比如调查中国的失业率，就是很难的事情。但这并不等于说经济模型预测无所作为，我所致力的工作就是在寻求更精确的方法，处理尽可能多、尽可能连续的数据，为现实世界提供可信的参照体系。

　　事实上，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尽管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50年代开始，在尝试整合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与凯恩斯总体经济分析时，我们一直信心十足。在往后的十年，我们透过模型的建构与运用所获致的成果，远超过当初我们预估战后美国情况时最大胆的梦想。后来，我们对一些重大事件--加尼克松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石油禁运以及伊朗君主政府被推翻--作出迅速而有参考价值的反应，类似的努力也陆续在世界其他国家收到成效。在林克计划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成功地导人浮动汇率、处理石油价格变动的问题、纳入新的国家特质、引进初级商品、修正难以计数的运算程度，也透过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解决了许多政策上的问题。至于资本流量分析、各国之间政策的协调以及最适控制(optimal control)方式，则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记者：您是怎样开始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的？除了学术研究之外，您还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

　　克莱因：我之所以进入经济学的世界，是因为身为经济大恐慌时代的年轻人，我渴望了解周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成长在那个年代，心里的确充满了苦闷，人们很容易因经济生活的问题而丧失斗志，就算是18或20岁的年轻人，也感觉不到有无穷的机会等待着他们。

　　在上大学是，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着一个想法，就是数学可以应用到经济问题的分析上。我并不是富有原创力的数学家，也不是所谓的数学天才，这点我早由自己曾经参与的数学竞赛就知道了。不过我深深被大学的数学课程所吸引，同时产生了数学可以应用到经济学上的念头。其实，我大学时代的指导教授并不赞同我在攻读经济学时兼修数学，但我依照自己的想法而行，充分利用了40年代初期柏克莱的最佳资源：一流的经济系、数学系以及数理统计系。在麻省理工学院，我遇到了耀眼的经济学天才萨缪尔森。此后，我以及志同道合者必须处理两项任务，其一是要让这种总体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广为人所接受，其二是要让数理方法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的一种。后来，这两项挑战都成功地完成了，但其间也经过一二十年遭受激烈反对的过程。

　　除了学术工作，1976年我曾担任卡特总统经济任务小组的召集人，也为美国、英国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但我个人最感自在的仍是在学术界，我相信优秀的经济学著作，其价值是任何其他事都无从取代的。

　　记者：您早期写过一本叫作《凯恩斯的革命》的重要著作，您本人又是萨缪尔逊的高足，那么能否称您为凯恩斯主义者呢？您认为凯恩斯理论对现实经济有什么重大意义？克莱因(笑)：写《凯恩斯的革命》是25岁时候的事情。那时候，我的导师萨缪尔逊跟我说，你做做这个题目吧。我就写了，当然那是一件很激动人心的事情。我和凯恩斯素未谋面，但曾到欧洲，在影响世界经济思潮的重镇伦敦和剑桥呆过一年，从而得以接触到正宗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就是曾与凯恩斯共事的剑桥学者。

　　至于凯恩斯主义，我告诉你一个关于凯恩斯的真实故事。美国总统罗斯福要向凯恩斯问计如何使美国经济从大萧条恢复过来，特地把凯恩斯从英国请到华盛顿。我的一个朋友，当时负责接待凯恩斯，来到凯恩斯下榻的宾馆，很节约地洗了把手。凯恩斯马上反应，“你们美国人这种方式就是导致萧条的原因，假如你大量用水，甚至把水泼在地板上，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带动经济复苏。”(笑)

　　这就是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思想。确实，财政政策的合理运用对刺激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像这种通过把水泼在地上来拉动经济，我却不太赞同。比如说中国，现在重要的是调整产业结构。

　　记者：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您发表了一篇《八十年代的一些经济场景》的演说，现在已经是过了20年，您能否为我们描绘一下未来的经济场景？

　　克莱因：当今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经济都是一个开放体系，经济交换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各国都在进行重大的经济调整，以准备进入经济活动的新一轮扩张，表现为计算机、电信和生物技术三个领域迅速发展，企业兼并风潮四起，WTO正向更加全面兼容的发展方向作出第一次重大挺进，东亚和拉美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但目前的确出现良好的世界性复苏。

　　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改革是制度建设，包括充分的市场监管和调控；国际公认的统一会计标准；法定的破产程序；处理破产清算的公认准则；透明度，特别是世界性的金融业务透明度；通过WTO的作用，创建一个商品和服务进出口的世界自由贸易环境。就中国而言，在改革前期关于社会行为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已取得成效，但在收入分配、医疗保险、公用事业和退休保障仍需重新设计，目前的改革重点应该转向生产厂商及其企业家行为。

　　记者：您对中国西部大开发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能不能为我们的发展提些建议？美国也有过西部开发，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克莱因：美国的西进运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良好的基础设施、便利的通讯和水上运输是美国西部开发成功的重要客观因素，但客观条件的具备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人的因素比如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创造力致关重要。美国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内陆地区经济的发展要借助学术机构的科研力量，在美国西海岸聚集了斯坦福、加里福尼亚等一流学府。因此中国应当在西部地区建设几所高层次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并投入足够的资源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培训，使它们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除此之外，职业教育也不可缺少，因为中等技术人才是新技术的具体使用者，没有他们的参与，新技术的推广以及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实现。

　　在推动西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只是简单地实现农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替代或者转换，西部经济的平衡发展需要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业部门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因此，中国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注意金融信贷、企业家精神和技术知识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中国无须重走美国西进运动的历程，可以结合自身特殊的国情，采取“蛙跳”策略，尽量少走弯路。(记者 吴延晖 特约通讯员 蔡荣鑫)　　　　

【发表评论】【财言广进】【聊天室】【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