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节前夕，记者深入我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滁州地区农村采访，为了农民增收，这里正搞费税改革。而农民却用平淡的口气对记者说，是少交钱了，可还是觉得手上没钱！

　　种粮不赚钱，农民腰包鼓不起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安徽去年在全省进行的农村费税改革，平均减负30%，农民对这项政策比较拥护。范岗乡赵唐村农民唐守邦道出农民心声:负担比以前确实减轻了许多，钱缴的少了,缴的明白了,心里很高兴，希望这项政策不要变，能长期执行下去。

　　记者在范岗、程桥两乡十八岗村、程桥村、赵唐村采访时发现，各村道路、房屋比较破旧，看不到多少新气象。程桥乡乡长刘爱庆说：“费税改革是中央制定的大政方针，一年来从上到下都认为确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农民仍然感觉不到有多少钱，仍然没有体验到什么叫富。我乡1999年农民人均负担172.85元，税费改革后为89.94元，相比人均减负82.91元，减幅在50%左右。可去年我乡人均收入2100多元，比1999年税改前收入还要少一些，这因为农民的80%-90%收入主要靠粮食，粮价上不去，农民还是不富裕。”

　　记者从定远县范岗乡统计人员曹力处获悉，范岗乡人均土地2亩2分，属滁州市人均土地较多的乡镇，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占农民收入的80%以上，1998年全乡人均纯收入为2320元，1999年为2150元，2000年为2050元，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且由于气候原因，去年从秋收时节就连降阴雨，很多村小麦、油菜都没能种下去，今年夏收还没有着落。

　　当记者走进唐保佑老人家门时，看到这排平房被半人高的几道土墙隔成5个小院,每个院里都挂着一排腌制的年货,门口晒着一箩炒糯米,除长子没在外,老两口和三个儿子、4个媳妇、7个孙子孙女拥着记者一行，坐在院子里聊起了家底，17口人分成的五个小家，人均土地2亩3分，家里绝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于粮食，可这点钱还不够买生产资料和上缴的，好在4个儿子年轻,在村里乡里干点泥瓦活，一年也能挣个千把块，除了补贴家用，还要靠这点钱存起来将来给孩子上学。满面风霜的唐保佑老人说:“国家对农民有感情，减轻了负担心里暖了，可手里还是短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一斤粮食不抵城里人两泡尿，在城里上两次厕所也得6毛钱，可一斤粮食才4毛多，农民还真愁啊！”

　　范岗乡赵唐村土地较多，而且离水库很近，每亩产量在1000斤左右。唐家东可以说是村里的富家，因住在街口，可以做点饲料、化肥面粉买卖的小生意，同时自己还在外面收粮食到价格较高的集市上去卖，盖起了此地最好的二层小楼。但他的爱人却一边剪鞋样，一边平淡地对记者说：“按税收通知单上要收的，1年1人少缴30多块钱，可从早忙到晚，手里还是没有钱，也不知道从哪里捞钱。”因为增人不增地，唐家东一家六口，只有4个人的地，去年秋天收了7000多斤稻谷，留下三、四千斤做口粮，其余卖了，最高价是0.53元，加上夏收时以每斤0.32元卖了1000多斤麦子，剔除化肥、地膜、农药等生产成本，一年人均纯利也就200块钱，双胞胎的四个小孩都在上小学，学费一年2000多，等上初中花费会更多，加上前年盖房子还借了1万多块钱的债，打算咬牙让女孩上个初中就辍学干活。

　　“保护价”像月亮，一天一个样

　　在定远县，粮食收入占农民收入的绝大部分。1998年粮改后，很多粮站都挂着横幅：农民兄弟不用愁，粮站一年收到头；农民兄弟不用怕，国家出台保护价。国家出台保护价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到底有多少能到农民手里？记者在农民当中听到流行的一句话是：农民兄弟还真愁，粮站净揩农民油；农民兄弟还真怕，粮站一天一个价。

　　农民唐守邦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秋收我曾拉了几千斤稻子到粮站去卖，粮站的人一个编织袋扣一斤秤，还说我的粮不干，要晒，溜溜一整天才卖掉，这还不错了，不然让你多晒几天，吃喝拉撒都是问题。回来后一算，保护价5毛3分，一般都要扣掉3-5%的杂质和水分，就合4毛8分5，还累了个半死。我弟直接把粮食卖给上门收购的小贩是4毛9，轻省的很。所以我们兄弟4个把很多粮都卖给了小贩，不到粮站卖。

　　叶长林的遭遇更让他苦笑不得：去年较早时间收了3000斤稻子，心想趁卖粮的农民少时去粮站也许能卖个好价钱，结果4毛8一斤。没多久粮站挂出5毛3的牌子，赶紧把余粮拿出来晒，准备再卖一部分，可等晒干了，又成5毛了，真没办法。

　　有的基层干部对此直言不讳。范岗乡党委书记徐景舜说，粮食价格总是不稳定，上面来查高点，领导走了低点。去年卖0.51到0.53元，这个价格已经是不高了，但是粮站过两天0.49了，甚至0.47了，最低卖过0.43元，保护价的粮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波动，否则怎么保护农民的利益？程桥乡乡长刘爱庆更指出,一些个体户直接到农户收粮食，从农民那里按市场价收，再到粮站按保护价卖，粮食部门和粮贩子共同分占了国家的便宜。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流通组的赵玉田说，前一段，农业部、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共组成了6个考察组到几个产粮大省展开调查。他分别去了河南省和吉林省，结果发现，一些地方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和优质优价的政策并未完全落实，有的甚至限收拒收、压级压价，部分地方还出现了卖粮难、市场粮价持续下降的情况。也有的地方虽然挂牌收购，但收储企业又是扣水分、又是扣杂质，这样一搞，农民实际卖出的粮价比收储企业挂牌的要低0.1元。

　　记者一到定远县城就直奔县粮食局，欲就保护价问题进行采访，被坚决的推掉。

　　有关专家分析，现在这种情况不是哪个粮食局造成的，也并非是“滁州特产”，而是渠道单一、垄断经营带来得必然后果，因此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才有利于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结构调整吃了不少苦头

　　陪同记者采访的市政研室周浩之说，滁州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典型基本上他都调查过，但保持成功的寥寥无几。象全椒石溪养鸡也搞了很大规模，乡长曾七上合肥谈合同，终于感动了正大公司的老总拿下定单，乡里贷款出钱给农民建鸡舍，赢利后归还，谁知正大公司后来自身不景气，单方面撕毁合同，不但没让农民增收，还使乡政府欠下几百万元的债务。

　　定远县程桥乡乡长刘爱庆告诉记者自己的困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该乡已抓多年，主要围绕“粮调经、种调养、水调旱”来搞，总体看也有些效果，但行政上要求农民搞的有些项目不但没让农民增收，反而挫伤农民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去年在程桥村搞的400亩881红椒，是跟外地定合同拿到定单的，由于这种椒是河南的椒种，怕水，遭到连阴雨天，结果400亩全部死亡。还有安徽的子瓜，因为价格较高，挑选一些平坦、水利条件好的地方种植，由于受水也死了不少。另外棉花调整，价格高但受气候影响产量低，效益不突出。当然也有成功的，搞优质籼米种植，起初有些农民不接受，说种子已经买好了。下乡给农民做思想工作，说价格要高20%，农民看到有甜头，种了400亩田，收了30万斤，粮站收的价格比传统稻每斤高1毛钱，给农民增加了点收益。农村搞产业调整，信息闭塞是很大的困难，全乡甚至全县没有几台电脑，更别提网络。该乡这几项调整主要是市、县里推荐，有的是企业领导是主动上门。同时农民没有种植技术，即使有了定单也不一定能产出合格产品。

　　农民唐守信对记者说：“我们村水田多，本想种些莲藕，可是就我们一个组的产量就‘淤’了，根本卖不出去。1999年糯米卖到0.8元一斤，今年就滥大街没人要，种植成本又比杂交稻高，产量差不多，还不如一门心思种杂交稻稳当。”

　　滁州市政研室主任江正行认为，农业结构调整是一个社会的历史变革过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关系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首当其冲的是必须要有一个支撑体系，有组织，有信息。政府要转换职能，不能搞强制性调整，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向农民传达市场信息，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做好服务。

　　一位专家的心里话：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源都在农村

　　作为研究农村问题并投身农村改革多年的一位专家，江正行认为，农民增收难归根结底是国内对农业的有效需求不足。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是起码的农民增收的前提，这首先是宏观政策的问题，其次才是微观问题，不要把增收都归结到微观的结构结构调整上。

　　亲身经历农村改革到现在，江正行颇有感触：现存中国很多问题根源都在农村，不要看很多东西表现在城市，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挖根子都与农村有关，决不能忽视农民，忽视农业。现在农产品供给问题基本解决了，但9亿农民还是不富怎么办？为什么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矛盾尖锐？现在解释为地方发展不足，是你地方政府无能，我认为有地方政府的责任，但不完全是。滁县地区搞大包干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分析当时的农村问题时有一句名言：“为什么绝大多数地方的农业没搞上去，就算我一个公社书记不行，难道我们这些公社书记都是笨蛋吗？”现在又要提这个问题，而且层次还提高了。过去我们研究农村问题，搞农村经济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应好好总结，认真汲取宝贵的东西，来指导新时期的农村工作。

　　江正行说，现在有效需求不足、农业生产能力过剩是主要问题，这个能力过剩包括粮食生产能力和劳动力的过剩。一种多种经营产品，前两年还紧缺，大家一轰而上搞调整，很快就供大于求，农民说种什么什么多，什么不值钱，相对于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农产品的市场容量太少了。同时近几年农村劳动力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多了。1998年出现全国性通货紧缩，经济疲软，许多城市出台了限用农民工的政策，清退民工反乡，使1997年全国在第一产业就业劳力首次降到占总劳动力的50%以下，到1999年又恢复占到50%以上，大批农民返回农村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大多数人都在搞饭吃，连那些科技含量低、质量差的城里人不愿意买的东西，农民现在还买不起。市场空间太小，因此要逐步调整城乡结构、调整农业与非农业的就业结构，有了宏观的空间，才可能进行微观调整。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要改变农民贫穷的现状，必须从战略上来考虑，把大量的农民从农业上转移出来。要逐步改变城乡分治的格局，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打开城门，广开农民就业途径，再一次解放农民。否则农村市场开拓不了，国民经济也发展不好，城镇化建设也会受阻。(记者 崔荣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