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日前强调，央行今年将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严格监管不良资产的比例，今后每年要下降2到3个百分点。有关专家称，长期处于垄断地位的银行业要有效降低不良资产比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坏账比例相比，我国银行业的坏账明显偏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系教授潘英丽表示，“差距”主要来自3个方面：第一，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采取的是商业性运作，他们可以对前来贷款的企业有所选择，所以国外银行控制风险的能力就比我们强。我国商业银行受政府干预较多，以往不少贷款属政策性贷款，而许多企业又处于亏损状态，日积月累，银行不良资产的“积淀”就越来越多。第二，我们缺少健全的信用制度。现在有些企业的信用度低，造成企业还款能力差，银行与他们打官司的成本高，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多，有时即使是赢了官司，也未必可以顺利执行。因此没有相应信用制度和司法制度的保证，单靠银行自身来降低不良资产比例显得力不从心了。第三，坏账与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也有密切关系。目前的中国经济处于低速增长期，市场需求低迷，企业经营状态也随之恶化，银行坏账不断增加，这种状况在未来5年会日趋严重。

　　无独有偶，著名经济学家徐滇庆近日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问题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说，政企不分是造成银行业巨额坏账最重要的原因。国有银行和各级地方政府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巨大的惯性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很难摆脱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亏损造成银行系统不良贷款与日俱增。由于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同属一个“老板”，银行便无法和国有企业截然分开。据统计，国有企业占银行贷款达70%，许多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必须依靠银行不断输血才能维持生存。银行往往陷入发放贷款———无法回收———再贷款的恶性循环中。

　　潘英丽说，造成巨额不良资产的原因并非银行内部管理不善，即使是新增贷款，也很难确保没有坏账。从控制风险角度看，银行贷款越来越谨慎，从而出现惜贷行为。为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而特别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虽然剥离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部分不良资产产量，但是并不能消除新增贷款中产生不良资产的根源。徐滇庆则说得更直接———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坏账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户头罢了。当国有企业出现新的亏损时，很可能进一步加深银行的危机。

　　潘英丽指出，不要一味把国外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当参照，因为这个数据和每个国家的国情紧密关联。但国有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的任务是刻不容缓的。她建议，通过改革，使银行逐步形成商业性经营，政府部门不过多干预银行的经营行为。另外，建立健全的法制法规和改善宏观经济环境也是重要途径。

　　我国入世在即，国有商业银行即将和外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金融资本质量、运作效益和防范风险能力均落后于外资银行的国有商业银行，要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具有相当难度。央行制定的改革方案率先从降低不良资产入手，对增强国有银行的整体竞争力势必产生积极作用。(卫容之)《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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