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穷国”帽子丢在上个世纪

　　2000年12月30日是个星期六，但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仍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不想把好消息拖到第二年公布。

　　这个好消息是，2000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比1999年增长8%，超过8·９万亿元。这个数字换算成美元将超过1万亿，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为849美元。这是中国的GDP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首次突破800美元。人均GDP800美元是“低收入国家”(人均GDP800美元以下)与“中等和中低等收入国家”(人均GDP800至3000美元)的分水岭，中国终于把“穷国”的帽子丢在了上一个世纪。

　　经济学家更重视的是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三轮增长周期：1979至1982、1983至1986、1987至1991，经济增长率呈现为高—低—高。1992年，增长率达到了14·２%的峰值，此后逐步下滑，2000年8%的增幅止住了GDP增长率连续7年下滑的势头。按照过去的经验，GDP增幅应当开始上行，中国经济将步入新一轮繁荣期。

　　从公布的统计数字看，经济回升的势头是勿庸置疑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钢明称其为“峰回路转、全面好转”。他分析道：“本轮经济回升，一是上升幅度较大。GDP增长率跃上了1998年和1999年艰难奋斗也未能达到的8%的台阶。二是上升的持续时间较长。商品零售额增速自1999年6月份开始连续上升，到2000年10月份已上升了17个月，总体上保持在9%至10%的较高水平上。进出口贸易超过20%的大幅度增长自1999年9月份起到2000年10月份已持续14个月，投资、贷款、GDP和工业增加值等指标自2000年2月份加速，也已连续保持了9个月的较高增长。三是上升的全面性。2000年出现好转的不是少数指标，而是包含了产值、消费、投资、进出口、价格、货币等几乎所有重要指标，这表明宏观经济互相联系的各个方面互相支持，互为动力，形成宏观经济总体回升的新局面。”

　　企业利润猛增投资开始复苏

　　微观层面的数据也支持着经济向好的判断。2000年前三季度，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6·５%，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了1·８倍，非国有企业增长了51·６%。预计全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2300亿元。

　　让人眼亮的还有民间投资的复苏。在经历了长达三年的衰减和停滞后，2000年的民间投资预计增长幅度在8%左右。比较确切的是上半年的统计数字，集体投资增长了7%、私人投资增长了8·６%，同比分别增长了7个和2·６个百分点。这一点也印证了袁钢明“经济增长有了一定的内在动力”的说法。

　　“今年我能揣3万元回家过年了，”在北京打工的曹结楼对记者说，“今年的活儿多得忙不过来。”曹是一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油漆工，2000年他足足比上一年多挣了1万元。

　　曹结楼只是无数个分享到住宅市场繁荣的人之一。去年1至11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955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5·３%，商品房销售额1998亿元，同比增长38·３%。旺盛的销售带热了房地产投资，1至11月份房地产业共完成投资3744亿元，同比增长24·１%，这个数字比全社会投资增幅高出一倍多，房地产投资为GDP增长贡献了0·５个百分点。

　　住宅热销还点燃了消费信贷。2000年的头10个月，住房消费贷款发出去了1949亿，增长了1·８倍，占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41%。在北京，市建设银行开办住房信贷8年，直到去年5月才放出100亿贷款，谁想到10月份就放出了第二个100亿。巨大的北京城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城北的亚运村再向北，绵延10公里都是正在施工的住宅小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刘世锦对8%的经济增长率并不在意，但是他高度评价了去年的住宅消费，“判断经济是否到了拐点，要看新的增长动力是否充分形成。2000年出现了这种苗头，最典型的就是住房及相关产业。如果势头能够持续，中国经济将获得稳定的增长动力。”

　　晴朗的天空也有阴云

　　尽管如此，大多数官员和专家还是不愿意断言经济“拐点”已现。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出现重大转机、基础尚不牢固”，而当前的首要任务则是“防止回升夭折”。因为GDP的增幅确实不错，但是GDP的质量却让人乐观不起来。

　　近年来流行的分析GDP质量的做法是分析GDP的构成，投资贡献了多少、消费贡献了多少、出口贡献了多少。这种分析模式是基于西方经济学中以支出法计算GDP的公式：GDP＝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净出口。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投资支出这一项专指企业投资，在我国，投资支出和政府支出一并算作投资项下。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计算，2000年前三季度8·２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中，消费贡献了5·８个点、投资贡献了2·５个点(其中，国债投资贡献了2个点，全年而言，国债的贡献是1·７个点)、净出口是—0·１个点(虽然去年出口是出乎意料的高增长，但是进口增长得更快)。

　　全年的统计还没出来，但大体就是这么个格局。

　　从1978年到1999年，我国GDP保持了年均9·７%的高增长率，足以同日本1957到1970年均增长9·９%的经济奇迹媲美。这其中，消费始终是拉动增长的主力军。1981年，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67·５%，此后逐年下滑，但1996年以前一直在60%以上。1997年，降至58·８%，1998年，再降至57%。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收入增幅下降，这在1996年以后表现的尤为明显。1999年消费比重飙升至77·５%是一个特例，其中有政府实施增加收入、延长假日等刺激消费的政策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投资增长率的巨幅下降，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了5·２%，是改革开放22年来最低的年份。

　　简言之，决定消费增长的是收入的增长，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幅2000年不升反降。农民收入几乎是停滞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计算的结果是去年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5块钱，这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

　　与收入增长停滞相对应的是失业的增加。城镇登记失业率几年来一直停留在3·１%这个数字上，但是如果加上下岗职工，失业率就数倍于此。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估算，1997年的真实失业率是9·３6%。2000年，登记失业人数基本未变，但下岗职工增加了400万，因此真实失业率应在10%以上。这个数字远远高于美国的3·９%、日本的4·７%，与高失业率欧盟国家相差无几(法国9·５%、德国9·４%、意大利10·５%、西班牙9·１1%)，但欧盟是福利社会，拥有高度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里所谓的“失业”仅仅指的是城镇失业，农村失业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据估计，中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有三亿之众。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就业问题。遗憾的是，像温铁军这样深入研究农民问题的专家太少了。在一些强势利益集团看来，农民的命运和他们增加的收入一样可以忽略不计。抛开其他因素，仅仅从增加GDP增长后劲的角度而言，也应该重视农民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农民的就业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他们的收入无法明显地提高，整个中国的消费能力就无法明显加强，这将大大影响GDP增长的后劲。

　　垄断利润占了大头

　　来自国家经贸委的数据表明，去年前11个月，23万户国有工业企业共实现利润2038亿元，而国家重点扶持的520户大企业共实现利润2106·４亿，这就是说，520户之外的国企净亏损了68·４亿。

　　520户企业之所以效益高涨，主要是国家倾力扶持的结果。增加资本金、核销呆坏账、债转股、技术改造贴息贷款、降息，任何一项直接或间接的政策，它们都是主要的受益者。

　　520户重点企业的利润结构本身也畸轻畸重，中国石油、中国移动[微博]、中国石化、中国电信[微博]、中国海油、国家电力、广东电力、上海汽车、中国联通[微博]、红塔烟草10家企业就占了重点企业盈利总额的74·２%，共计1563·１亿元。而这10家企业全部属于垄断或准垄断行业。

　　几家石油公司的利润都成倍增长。1998年，石油石化行业净亏损63亿元；1999年，该行业的利润是300亿左右；2000年头10个月，该行业的利润就高达902亿，几乎占了同期国企总利润的一半。众所周知，这源于油价的高涨，并以增加下游行业成本为代价。而且，经济学家们对在油价高涨时大量增加原油进口的做法普遍提出了质疑。

　　另一个让人笑不起来的数字是国有中小企业终于扭亏为盈，去年前11个月实现利润9·９亿元。6·６万户企业一共赚了9·９亿元，平均每户1·５万元。

　　鉴于国有企业仍然掌握着全社会资产总量的一半以上和60%以上的信贷资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没有实质性改善。而微观是宏观的基础，这正是经济学家们乐观不起来的症结所在。

　　从1998年开始，净出口就不再为GDP做贡献，这种状况在2001年恐怕不会改变。因为2000年是“近10年来最好的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总裁克勒语)，2001年全球的情况肯定不会比2000年更好，吸纳中国出口商品1／5以上的美国，其经济增长率下降更是确定无疑。与此同时，中国将在今年加入WTO，进口多半会增加，尽管这不是坏事，但会影响统计数字。

　　投资方面是最可以乐观的。今年将继续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也已确定，1500亿元，与去年持平。外商投资已经连续下降了三年，但是去年协议外资大幅上升，加上WTO的因素，今年外商投资肯定会增加，至于幅度，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认为将是“恢复性增长”。

　　改革，只有改革才是惟一的出路

　　难以确定的是民间投资，而民间投资将是决定经济长期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刘鹤说：“这取决于鼓励民营经济的政策实施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制度变革的进程。”“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刘鹤说，“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来自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未来五年的工作重心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的关键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改造国有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并且要通过法律确定这一格局。这个理念中央已经有了，大势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刘鹤对改革的前景还是表示了一丝忧虑：“因为每解决一个具体问题都充满了困难，都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弹。因此，如何利用WTO机会创造改革动力，实现真正意义的投资和贸易政策自由化，是经济学者最要关心的战略性问题。这一点比短期的经济波动要重要的多。”(本报驻京记者马克)《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