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至13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的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年会上，又一个消息传了出来：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可能入主一家大型国企，并但任该公司的CEO。

　　1月12日下午，王石在作关于《新世纪、新经济、新住宅》主题演讲时，也含蓄地透露了他本人可能会调整的想法。王石说：“企业家要有历史责任感，要多为国家做事。”他说，他目前正在进行一些调整，并希望今后会有一些新的突破。有人猜测，王石可能入主在香港的某家国企公司。

　　王石的举动，让人联想到了段永基。一个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却被聘为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中关村的总裁。还有田溯宁，1999年5月，他突然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亚信，也“飞”到国有企业的大树上，受聘出任中国网通的总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在此次会上有一句很精彩的话:“未来还会有国有公司和民营公司，这都不会变，变化的只是控制管理企业的企业家，而且会变成为管理舞台上的主角。”

　　他还推测，由于新经济的冲击，未来5年甚至10年内，中国无论什么公司，不管是国有国营、国有民营，还是民有民营，只要讲到管理和控制，大概统统都要交给企业家。

　　有人概括说，这大概就是企业家时代的概念。

　　传统体制

　　造就不出真正的企业家

　　对于世纪末和新世纪初出现的这些新现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将其归结为新经济的冲击。

　　因为正在发生的新经济，至少有三个特点我们可以体会得到：一、它一定是在体制上全面市场化的过程；二、它在发展上一定是个知识化的过程；三、新经济在交往上、竞争上一定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

　　因此，刘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所以我相信新经济市场化、知识化、国际化的特点是应该有的。在这个特点下，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就获得了特别的舞台和机会。因为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是官员的时代，它应当是企业家的时代。”

　　刘伟不否认传统经济时代政府的作用。他说：“一个社会有三种制度，即国家制度、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这三种制度都在安排配置资源，而新经济在安排资源方面更体现出企业家时代的特点。”

　　传统体制下为什么造就不出企业家呢？刘伟说，我们的工商业企业资源90%都是国有制，国有制的制度造就的是官员，是造就不出企业家的。他说，道理非常简单，即使在西方，国有企业在制度上是对政府负责，而不是真正对市场负责。因而，我们的企业制度必须要有一个根本的改革，才能造就一个能够形成大批量企业家的制度。

　　我国目前正在改革中的制度能不能造就出企业家呢？刘伟认为也不行。他说：“目前至多只能造就败家子，而造就不出企业家。因为目前的改革是从集权到分权，把财产的权力分下去，分给了国有企业大股的董事长、董事会、承包人、经理、厂长。然而最要命的就是，他们获得了财产的权力后，却不可能对这份财产负经济责任。也就是说，权利转移的同时，责任却没法转移，光有权力而无责任，肯定是要造就疯子和败家子的。”

　　刘伟举了一个例子。前几年的新闻人物步鑫生，由于他把企业搞垮了，到要给他处分时，只能对他以撤职、党纪处分，舆论上搞臭，道德上谴责。刘伟说，由于他承包时两权分离，所有权财产是国家的不是他的，他拿的不是自己的钱在市场上冒险，现在搞坏了，其实他最应该负的责任就是赔！但是他最不可能负的责任也是赔。刘伟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无论是股份制还是承包制，就是让一批根本不可能负财产责任的可能是好人的人去赌博，去冒险。

　　“于是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年薪啊，期权啊，金手铐等等，但这样一来他们又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了，这也很麻烦。董事长、经理，年薪500多万，王石、华远他们大概就有这个数，我问他们这钱你拿不拿，他说不敢拿，他交了党费，可党又不敢收，因为要收了，你就是破坏改革啊！这等于假改啊，党不敢收，他还不敢拿，500多万，1000多万。他没有资产责任能力，但获得了庞大的资产权力，这种制度下，怎么能造出企业家呢？”

　　真正的企业家

　　寄希望于民企中大量产生

　　那么，在中国目前状况下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会从哪里产生呢？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年会上，专家学者和与会的企业家们几乎一致的观点是，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寄希望于民营企业。

　　民营，广义上讲，只要不是国营，就是民营；从狭义上讲，民营就是私营。有资料表明，改革开放前，包括个体户、私营和有限责任公司这三种。当时私营这块占全社会总资产的比例不到1%，百分之零点几。现在，据调查，已经超过了30%，发展速度非常快。从1989年到现在，我国私有企业数增长了11倍，平均注册资金的金额增长了45倍，平均从业人员的规模增长了9.5倍，平均产值规模增长了38倍。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70%是非国有，即民营，国有只占不到30%；工业产值当中，非国有的占72%，国有占28%；农业当中非国有占97.03%，国有占2.07%；第三产业当中国有还比较大，其中交通电信等这些垄断行业占62%，非国有占38%。整个加权平均算，全部三大产业当中，70%是民营企业的，而不是国营企业的。

　　这是令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高兴的事：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制度的变化，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常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制度变化背景当中，我国完全有可能成长出一批真正的企业家。

　　不过，现在的民营企业制度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比如，从产权制度上讲，民营企业有二大问题：一是国营企业政企不分，民营企业则家企不分。家企不分的企业，它能造就出优秀的家长，却造就不出真正的企业家。

　　刘伟说，东方包括日本和韩国，实际上这样的企业不愿意直接融资，不愿意把产权社会化、公开化。再一个，国有企业还有个组织部在帮他找人，民营企业没人接班，没有合适的就找儿子，儿子不行就找孙子，这种家族式的管理质量只会递减。因而，在管理体制中民营企业的非市场化因素太多，这是个大缺陷；另外一个缺陷就是，民营企业的产权不清楚，至少有三种情况：一是天然不清，找不着主。企业这么大，改制后找老板是谁，没有，没有人出资，就这么稀里糊涂；二是由于建立于家庭的排他性，而不是自然人的排他性上，因而产权就不清楚，要想弄清楚就只好分家。刘伟说，这几年，民营企业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很多，已经见怪不怪了；三是虽然是私有的，但戴了顶红帽子，非要在形式上注册一个集体公有。这样一来，你不是注册成集体公有吗？集体就要派董事长，要调拨你的钱，你告政府侵权，而政府反诉你贪污。刘伟说，这种官司表面上看中国私营企业的产权清楚，实际上，从造就企业家来说，它的权、责、利并不纯粹，不严格。

　　离开了世界级的企业

　　就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家

　　专家和企业家们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新经济基本上是一个寡头竞争的结构，在所有关键领域中，都逐步演变成少数寡头控制整个行业。

　　有权威的报告也说，新经济时代，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够在一个行业位居前五位的话，那么生存的希望将极为渺茫。本次会上，大多数企业家对此赞同。

　　牛津-剑桥国际集团董事长华生的观点是：新世纪的市场环境，如果离开了世界级的企业，就不可能有世界级的企业家。

　　那么，如何造就世界级的企业家呢？他说：“资产重组和兼并，对于中国企业能否发展成世界性企业真是太重要了，实在应该值得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去密切关注了。”

　　华生告诉记者，作为现代企业，其如何生存不在大小，在于有应变能力，而且要认清你所处的行业整体结构是什么。他说，中国企业要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就一定要成为跨国集团。而目前中国企业就理想来说，企业重组和兼并应有一个很好的外部条件，而且基本上应是同业兼并，因为这种方式可以通过资源的整合节省出相当一部分资源来，通过资源的重新配制，使得整个运作水平得到提高。

　　华生的顾疑是：中国企业面临着几方面的问题：一是资产重组，资源国有化，导致了企业条块分割，这次资产重组就很困难，直到今天也没多大改变。我们的资产重组面临着这种状况的阻碍。

　　另外是债务重组。华生说，我们的兼并面对着银行，银行有对债务的豁免权，这种好事是很难遇到的，所以在中国，债务重组没有多大空间，企业债务重组的概率比起在完整的市场下要小得多。

　　再一个是文化的重组。在中国绝大部分的资产重组发生在证券市场上，而这种重组是以一种扭曲的现象表现出来的，绝大多数是一种报表的重组。还有一种就是通过收壳上市重组。这些重组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框架和渠道，所以出现了许多怪事：垃圾股比绩优股价格还高。

　　新经济时代

　　最需要制度企业家

　　企业家在新经济下究竟能干什么？我们怎样来迎接新经济？这个问题是个永远也争不清楚的问题。

　　在采访中，四通集体董事长段永基的看法是：如果硬要我们在理论上、政策上和实践上向人们交待说：新经济下你应当怎么样，你应当干什么，我觉得那绝对是一种非常天真的幻想。

　　他说，但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新经济下谁干事情，在制度上谁作为配置资源的行为主体，这是我们能够做到、能明确的；至于怎么做，我想事先是设计不出来的，所以企业家就有了他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那么，什么是企业家？刘伟说，经济理论学家的理论文献上争论特别多，到底是一种人格化的，还是一个精神化的？或是一个制度化的现象？他说，但是我想，作为企业家应有三个精神：一个就是创新。你得敢冒险，没有创新，没有冒险精神，你就不可爱了，你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敢负责任，勇于承担责任，并且要有一定的责任能力。没有责任能力，不愿负责任的创新，那叫赌博；第三，一定要有人格的魁力。你得守信，你不能整天骗人，你有你的凝聚力，这个凝聚力在于你要诚。他说，这三个方面是企业家必备的因素。将来，新经济是企业家的时代，而企业家要至少具备这三方面的精神，我们中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的制度能否成批的造就企业家？如果不能，那就麻烦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也认为，中国企业家产生差别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过去有个出身问题，出身不同，舞台不同，业绩不同。未来还将会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本事或才华，或叫人力资本，非常重要，而最重要的就是做决策；第二个因素是运气的因素，市场经济中的运气之手造就了很多成功故事，那么运气在企业家之间是怎样分配的呢？周其仁教授认为关键是信用。他说，那些有信用有本事的人，他获得运气、机遇的概率要大一些。你有本事，还要人家相信你的本事。老百姓的钱集中到企业家手里来，你有本事用，但要看你往哪里用，你不往投资上用，你本事越大，人家越怕你，你玩来玩去把天下都玩到你口袋去了，别人还会信你吗？

　　周其仁教授认为，这一点是中国企业家与国际上企业家相比的薄弱之处。他说：“我们的本事不一定比他们的平均水平差，但中国的信用基础非常脆弱，没有信用概念，这个理念漫延到中国企业各界，包括民营企业，这对中国未来会有很大麻烦。”因而，他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企业家是通过欠社会，然后来给社会做贡献，企业家不但欠社会、银行，而且欠客户。他说，这就要有一个承诺，那么你的承诺能否兑现，在多大程度上能兑现，将会影响企业家长期的信用基础。你的承诺大，你的信誉度是非常有价值的。周其仁说，当然这很难，人不骗我，我不骗人很容易；人若骗我，我也不骗人，这就难了。这有时就像傻瓜，但从长远看，信用有着极高的市场价值。

　　第二，管理企业非常重要的是信用管理，信用有如你的生命，因而中国企业家要管理你的信誉，修补信用。他认为，目前，中国许多企业家都是很有前途的，但是如果没有信誉，幸运之神就不会光顾。(杜登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