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背景：据美国最权威的《福布斯》(Forbes)杂志的报道，在中国大陆的前五十名亿万富豪中，刘晓庆凭其大约五千万至九千万美元的资产在榜上排行第四十五位。这标志着，在国外的媒介机构眼中，娱乐界的明星们已跻身于中国的富人阶层之列。事实上，高额的出场费以及不可低估的名人效应使我们耳熟能详的影星、歌星以及电影人、音乐人们已享受到一般老百姓们望尘莫及的生活水平，他(她)们可以凭借广大观(听)众的喜爱以及巨大的知名度获得高额的出场费以及广告费。据报载，“两节”前后，一些明星见演艺、晚会市场名人资源“供不应求”，便大肆提高出场费，原本5、6万元的出场费开到了20万元以上，不得不引起人们对此类现象的关注和反思。

　　高收入符合法律正当性和社会合理性吗

　　主持人：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的收入差距比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要高出许多，特别是娱乐界高收入的问题已成为近年来人们议论的一个焦点。请问两位如何看待娱乐界高收入的现状？

　　李季(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适当拉大收入差距已成为收入分配格局发展的必然趋势。娱乐界人士作为有特殊专业技术的特殊职业的从业人员，其收入较高一些本无可厚非，但物极必反，像目前娱乐界这种过高的收入状况的确找不到多少合理性可言。的确，我们国家的娱乐界曾涌现出了大批的艺术修养高、人品、艺德具佳的演艺明星。在长期的艺术生涯中，他们不计名利为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然而，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文艺明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面对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娱乐文化不断增长的需求和体制转轨时期的无序，迎合改革大潮，借改革之春风，利用市场经济初期的市场空缺和混乱抬高自身身价、四处走穴，在出场费问题上漫天要价，抬高自己的知名度的同时又获取了高额收入。为了迎合一部分人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他们甚至制造出低级庸俗甚至宣传色情暴力、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文化商品，同时也助长了一些单位乱办班、乱收费的不良风气，而上述行为又进一步促使他们及后来者把自己的工作作为纯粹的赚钱手段。他们急近功利，不通过提高自身素质，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其它方法去捞得名气；当他们在某一领域成名之后，会打着实现个人价值的旗号去努力成为两栖、三栖、甚至四栖明星。这些“明星”头衔并不代表他们的个人素质有质的提高，他们需要的是名气的扩大，对他们而言，名气就是钱。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的认为娱乐圈的人都是依上述方式去取得高收入的，但上述情况是导致他们收入过高的一个重要成因，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宁红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我们很难用民法中的劳务给付或者按劳取酬等概念对娱乐业人士的收入进行圆满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于是有人质疑娱乐业人士高收入的法律正当性和社会合理性。而我认为，不能拿法律或劳动学说观点来硬套各行各业的收入状况，娱乐界人士的高收入状况不仅不违背法律，而且有充分的社会合理性。

　　娱乐界人士的收入状况与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关系密切。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中都很相似，即一国的市场化程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给娱乐业的发展提供较大的发展自由度和存活空间。娱乐业的运作有其内在规律；而知名的演员以及作品创作者是其能够正常运动的因素，我称之为娱乐业的“激活因子”。因为只有演员具备一定的知名度以及为观众接受和喜爱的形象，才能为这一行业的真正主体———唱片公司、电影投资商等看中和包装，以获得尽可能大的市场效益。我认为，娱乐业在我国有今天的发展，实际上表现出的是一个“三赢”的过程：其中，唱片公司和电影投资商们首先获益，他们依靠对唱片和影片拷贝的发行和销售获得了巨额利润(当然，国产影片远不如引进大片的效应)，如果采用正当的生产方式和销售渠道，这一过程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其次，是演员本身的获益。演员凭借其演技或形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甚至他们身之所至，可能会引起大规模的追星活动，因此他们的出场有人们精神方面的“市场需求”；同时，瞅准了的商家便抓住了这一赚钱的大好时机，以相对高额的广告费用聘请他们作为自己待销产品的“形象代言人”，以赚取绝对高额的商品利润；另外，在此不能不提的是，知名的娱乐圈人士作为公众人物，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他们不能拥有平常人所享有的绝对的隐私权等。前两者都是获取金钱上利益的过程，而观众则在精神上受益，虽然不止一次的发生过因演员或演出活动组织者违反演出合同导致“观看演出、惊呼上当”的遗憾事件发生，但喜爱娱乐和观看演出的热心观众以及忠心的追星族们仍然不减他们对偶像的热情，每每又可以为见到明星们欢呼雀跃、喜极而泣，虽花费了比起工资收入算是高消费的门票费用，但却在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为双方自愿的交易行为，并没有违反等价原理。

　　收入与素质间是否形成合理的运行机制

　　主持人：纵观古今中外，财产的差距现象也是难以避免的。在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社会中，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在财产、权力、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和分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问题不在于消除差距本身，而在于如何形成一种合理的分层机制。娱乐界收入水平与其整体素质之间是否形成了这种合理的运行机制？

　　宁红丽：在我看来，应该形成了这种合理的运行机制。作为产业之一种的娱乐业欲成功运作，最终仍要归于广大观众的支持。关于其收入的标准，法律并没有做出规定，我想即使法律作出规定，在操作时也可能会碰到极大困难。这是因为，演员的收入水平主要取决于社会对其的价值评判，标准包括多个内容，例如从事工作的具体种类不同、观众的接纳程度在各地存在不均衡性、以及演员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状况均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别存在的幅度之大，远非法律的灵活性空间所能包容，所以，以形式上的公正来规范娱乐业人士的收入，很可能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正。

　　李季：可以肯定，这种机制是一种择优机制，它能使社会上的优秀分子经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成功，他要求社会成员的收入与其个人素质成正比。但从总体上讲，娱乐界收入水平与其整体素质之间是很不协调的。

　　一方面，法制的不健全助长了娱乐界过高收入状况的发生。这主要体现在对其收入的征税问题上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从而导致偷税、漏税、逃税行为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其严重程度达到了某一明星主动如实纳税竟成为某大报纸大书特写的进步。依法纳税成为新闻，这恰恰证实了偷漏税和逃税现象是多么普遍和司空见惯。更不可思议的是，某偷税达数百万元的明星竟因其名气而能免除刑事处罚。税收本来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前提和手段；然而，一方面是诸如明星等高收入者猖狂的偷漏税，另一方面是小老百姓们规规矩矩的依法纳税，而大量应收税款的流失又导致政府无法充分的救济贫困阶层，这一正一反又实际上拉大了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娱乐界收入过高的社会效果是负面的。首先，收入过高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悬殊的状况会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和社会主义根本目标。效率归根到底是劳动者推动生产资料活动的结果，收入悬殊使大多数人失去公平感，更谈不上激励和鞭策作用。其次，部分社会成员收入畸高畸低的现象，极易影响社会稳定。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人们对拉开收入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较之过去大大增强，但对少数人的暴富，特别是非法暴富是难以接受的。在收入过高的社会成员中，作为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所占比重极小，而在低收入社会成员中，他们所占的比重却很大。解决脱贫问题，虽不单纯是一个分配问题，但分配反过来也会影响解决该问题。若分配不公现象继续扩大，就会影响发展、改革和社会稳定的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再次，娱乐业收入过高还容易诱发畸形消费，败坏社会风气。在我国收入过高的社会成员中，极少经历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竞争和艰难创业的考验，许多人尚未形成与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的经济伦理和终身不渝的创业冲动。面对各种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一些“大款”误入畸形消费的歧途，在社会上引发了一股奢侈、糜费之风。

　　在商业炒作与普通生活间如何恰当定位

　　主持人：2000年的岁末可谓是中国娱乐界的多事之秋，孙悦的经纪人遇害、毛宁遇刺等事件都暴露出了娱乐圈中存在的潜在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李季：总的来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应当有差距，但这种差距应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娱乐界也不例外。

　　宁红丽：市场经济下娱乐业的经营运作可能最终也脱离不了一个“商”字，演员们在从市场经济活动中获得一般民众望尘莫及的利益(我将这一点认为非“常人”化)的同时是否还要注重在自己另外一方面(即“常人”化)的发展呢？人永远是社会的人，只有遵守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和起码的法律规则，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上符合常人标准，一个人才能够获得社会所赋予的生活乐趣；而这种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恰是每个人进行正常和正当生活必需的，并且是享受更高素质生活的基石。(肖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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