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升起又落空

　　曾经是自由化改革“领头羊”的阿根廷如今却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

　　在经过了数十年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均呈现了蓬勃向上的势头。但另有一些拉美国家，至今仍在苦苦挣扎之中。究竟是什么导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呢？

　　在上一代人生活的年代里，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拉马坦萨郊区曾经是阿根廷未来经济发展希望的象征。那里的汽车厂、金属加工厂以及纺织工厂像磁铁般吸引了大批阿根廷内地的居民前往工作和定居。在关税保护和出口补贴的政策下呈现给阿根廷人的是一幅该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宏伟蓝图。然而在如今的拉马坦萨，原先的大部分工厂都已被废弃、空置在那里，因为自从阿根廷在十年前实施了经济开放政策，这些工厂就逐渐在竞争中被淘汰了。而且在拉马坦萨的130万的人口中，大约有1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36%还生活在贫穷之中。隐藏在廉价商店林立的主干道后面的是无数的木质简陋小屋和车痕累累的泥路。

　　今天的阿根廷仍然在为走出经济萧条而挣扎着。最近几个月，外国投资者们还因为该国政府有可能拖欠债务而忧心忡忡，该国政府官员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有关申请紧急贷款的问题。在阿根廷国内居民的复杂情绪也暴露无疑，前几天工会组织更是筹划了一次总罢工。去年11月初，拉马坦萨的失业人员将露塔三号公路———布宜诺斯艾利斯通往巴塔哥尼亚的主要通道阻塞了一个星期之久，他们的领导人公然抨击了“新自由主义”。

　　阿根廷的困境在拉美众多国家中更为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已经被标榜为在拉美地区推行了十年或更久的自由化改革的典型，被广泛地关注实属正常。

　　而该国改革主要集中在通过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开放对外贸易、放松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建立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建设小规模但高效率的部门以专门从事基础设施及学校的建设等措施来降低通货膨胀率。

　　虽然这些改革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但实际上大部分拉美国家还是靠内部的力量来推动改革的。

　　政治不够稳定 经济小步前进

　　发达的经济与民主的政治仍然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愿望。

　　人们很快认识到，成功的市场经济需要的不仅仅是价格上稳定，还需要更广泛、更深入的制度上的改革：对税收、法律监管体系以及资本市场的彻底的改善，即便是这样，在冷战结束后拉丁美洲要同时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民主政治稳定的愿望仍然是太高了。

　　在这十年中，一切结果都并不让人满意。9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平均每年3%———只比过去的十年中达到的平均每年2%稍微快了一点，和亚洲经济甚至是南亚经济相比则显得更慢了。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拉美在1990-1999年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1%，与80年代相比虽然也有所增加，但和60年代2.5%的增长率和70年代3.5%的增长率比较就逊色了很多。

　　不过，在意料之内的是，那些改革力度较大的国家，例如智利、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就比改革力度较小的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发展得好得多。它们的通货膨胀率有显著的降低：改革的第二年，除了厄瓜多尔外，其他每一个国家的通胀率基本上都维持在一位数。但是经济的增长仍不足以减少贫穷。世界银行估计，1998年拉美和加勒比海沿岸的500万人口中的36%仍处于穷困之中(他们每天的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而1989年的相对的比率为38%。其中16%的人口(1989年为18%)被界定为生活的极度贫困(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

　　令情况更糟的是，拉美国家仍在繁荣与萧条之中倍受煎熬。在过去的5年中，该地区就已经遭遇了两次经济萧条。第一次是由于1994-1995年的墨西哥货币贬值而引发的导致阿根廷受到沉重打击的“龙舌兰”危机，第二次则是由1998-1999年间亚洲及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的货币贬值而引发的经济萧条。

　　因此，尽管拉美地区的总体经济增长在去年和今年都有望达到4%，但是仍然有一些国家，例如阿根廷，还处于经济增长缓慢的状态之中。

　　同样地，拉美地区的民主化发展也并不顺利。去年，在安第斯山地区的国家发生了骚乱，尤其是去年1月份厄瓜多尔总统在无情的军事政变中被免职，虽然权力被移交给他的代理总统，但这一事件的影响仍然不小。而秘鲁的藤森总统由于在去年11月总统竞选中舞弊事件败露的丑闻被迫下台后，该国政府面临着政府过渡的困境。在哥伦比亚，两年前总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开始发起的与左翼游击队之间的和平谈判也陷入了僵局，暴力与绑架事件也在冲击着拉美地区的经济环境。

　　甚至是在民主化进程看起来很安全平稳的地方，民意测验的观点也表明：拉丁美洲人并不满意正在运行的方式，对未来经济也抱有悲观的态度。

　　那么是否像拉美的经济评论员彼得·哈基姆在《外汇政策》这本杂志中提到的那样：拉美是不是注定走向失败的呢？正如哈基姆认为的那样，回答是“不”。倒退是真实存在的，但也有一些巨大的成功。例如巴西和墨西哥，两国的人口占了拉美总人数的一半，而两周的国民生产总值却是拉美总的国民生产总值的60%。墨西哥由于与美国相邻，从1996年起墨西哥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每年5%的水平。巴西1999年的货币贬值虽然很混乱，但却是成功的。最后克服了十年来的通货膨胀，使经济能以每年至少4%的速度稳定增长。未来巴西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依靠深入的改革，尤其是税收和资金市场的改革，还寄希望于2002年的继任总统。巴西的民主化进程也是十分有活力的。

　　其他的一些小国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智利的经济改革更是拉美地区最成功的例子。尽管这个过程是十分的艰难但它在1991-1997年间不仅从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更达到了年增长率8.3%。

　　致命弱点 亟待弥补

　　拉美经济改革需要的是在本质上超越过去自身发展的弱点。

　　拉美地区的改革并不是遭受了普遍失败，也没有面临地区性的激烈反对。厄瓜多尔的新政府已经实行采用美元作本国货币，使本国经济得以保持稳定，并且推进了改革的进程。而以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为代价，阿根廷政府则必须取消对地方财政改革的支持。萨尔瓦多也打算要采用美元作为本国货币，但并不像厄瓜多尔那样是为了降低过度的通货膨胀，而只是想削减自己的借款成本。

　　尽管拉美地区有些国家的改革比另外一些国家成效明显得多，然而这些改革却不能消除拉美地区的根深蒂固的弱点。这一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都是真实存在着的。

　　存在于拉美传统经济中的第一个弱点是太过于依赖外国资本。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拉美经济对外部突发事件的承受能力相当脆弱，且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虽然与前些年比起来90年代的拉美经济的不稳定性已经有所改观，但不稳定因素仍然持续存在着。这个弱点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使得经济与政治改革的长期计划经常受挫，甚至无法实现；而且它更是拉美在经济增长率上很难超越东亚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90年代，当投资者们青睐于拉美市场时，因大量廉价外国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使拉美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突飞猛进，但现在看来则只是一个偶然。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尽管拉美经济的前景总体上是相当乐观的，但2000年和2001年的私人资本净流入预计在80亿美元左右，而1997年的数字为109亿美元。

　　2000年对拉美股票与债券需求的下降反映出人们对风险的进一步担心。不过这一变化也显示出一种态度的转变。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拉赛·格勒夫认为，直到1998年俄罗斯的爆发金融危机为止，投资者们一直认为拉美的大部分国家能顺利地提升到“投资”的信用等级，而当时该地区只有智利、乌拉圭和墨西哥才享受到如此等级地区。“如今对这些因素的预期则更现实了，倾向于这些国家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发展。”她说。当证券投资组合量下降时，跨国公司对IT与商业的直接投资的比例则在上升，并且其中大部分的资本净流入都是流向了墨西哥和巴西。

　　弱点之二则是拉美国家间的经济不平衡相当明显，是世界最严重的。在一些国家如智利、墨西哥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贫困率相对也较低，但收入的贫富差距悬殊很严重，且这种不平等仍持续着。而在另一些国家需要的则是更好的教育体系及进行必要的改革。同时在不妨碍经济效率的情况下，使税收和政府支出达到平衡也需要更好的方法。“公平与增长之间的平衡并不是必然的，”美国某思想库专家伯德沙尔认为，“如果有40%的人口不能够发展得更好，将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除了外国资金来源不足、持续的经济不稳定和极度贫困的不公平之外，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拉美的储蓄率太低，而高的储蓄率正是导致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另外，除墨西哥和智利外，拉美的出口表现也是令人失望的。很多国家还在依靠少量的价格波动大的农产品出口。因此要提高出口量就必须避免汇率出现高估。这就是阿根廷采用固定汇率而陷入困境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从政策上进行改善又该如何做呢？第一，当经济萧条时，需要采用财政紧缩政策来提高储蓄率和提高社会的消费能力。虽然各国政府已不再采用一味地印钞票的方法，但能够实行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拉美国家只有智利一个。

　　第二，银行的监管体系要更加严格和健全，尤其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在银行系统出现严重偏离轨道的危机之后，自90年代中期所有安第斯地区的国家都出现了信用泡沫。在厄瓜多尔，1998-1999年金融系统大崩溃的损失相当于该国民生产总值的22%，并且这次崩溃还造成了当代最严重的银行危机。因此，对风险、资本市场的监控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公司经营时需要的资金的获得尤其是针对一些中小规模公司在资本营运上的管理也要提高；政府也应该设法消除那些打击企业积极性的财政赤字。

　　最后，社会福利保障网络也需要加固。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拉美国家不仅失业率高，而且许多新的就业机会都是产生于非正式的部门之中。当经济萧条和失业发生时，只有少量或根本就没有自动援助计划，就像在拉马坦萨发生的那样。在拉美，失业保险计划是很少有的，如智利正在筹划建立这一体系。有专家指出在欧洲，争论的是如何拆散僵化的福利体制，在拉美地区则是要讨论如何建立更多的社会保障制度。

　　新经济学与旧政治学的冲突

　　政治体制始终是经济改革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许多的政策制定者都很清楚需要做些什么。不论他们有多少过失，拉美地区的经济毕竟总体上比过去好得多。但实行改革，尤其是以改善制度减少贫困为目标的改革，经济上必然会涉及到很大的利益关系。因此，时常会产生矛盾和摩擦。

　　十年前，技术派改革者的设想似乎与政治没有什么冲突。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某些国家是因为技术派改革者本身就是为强力的独裁政府服务的；在另一些国家，则是因为技术派改革者认为经济改革必定会自动引导政治体制的改革。

　　然而，在经济与政治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必然的联系。很难想像在过去的十年里，如果没有经济的改革福克斯怎么能登上墨西哥的总统之位。许多国家的选民都倾向于支持那些能够采取措施降低本国通胀率的政治家。而通常讲，一国政府实行机构改革的难度要比一般的稳定价格大得多。尽管以民主标榜的政治家和追求经济改革的改革家在对高效率与机构改革等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改革还是会经常遭到反对的。

　　拉美的许多传统遗毒比如腐败等都将弱化经济政策。这些弊端也许可以通过经济的改革最终被清除掉，却不可能立即被清除的。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科·帕尼萨曾在最近发行的《拉丁美洲研究》杂志中指出，一国政府实施改革的能力与现代型的领导者的成功有密切关系，例如巴西的卡多佐总统和阿根廷的卡洛斯·梅内姆总统，他们招募了许多传统的政治家来支持他们。然而这种联盟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卡多佐经过6年时间的改革，巴西的税收改革还是以失败告终；而阿根廷现在的困境与梅内姆对公众消费改革的失败有很大关系。

　　因为传统政治的恶习在任何方面都限制了改革的进程。例如查维斯总统在委内瑞拉能够上台，是因为统治该国40年之久的政党腐败的结果。在厄瓜尔多，导致私有化进程受阻的一大因素是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主要是因为那些私有化政策的推行者长期以来一直利用公共政策来达到促进私人利益的目的。

　　然而，对一国经济而言，有缺陷的民主化始终比丝毫没有民主化要好得多。美洲发展银行的银行的埃德蒙多·哈尔克指出，过去，导致拉美经济不稳定的最大因素是政治体制的不稳定。

　　甚至，传统政治和未改革的政策使一些评论家得出了一些用文化因素(主要是指拉美的“伊比利亚”传统)来解释改革的困难的悲观结论。这也许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并不能充分解释出为什么有些改革却成功了。

　　还有一些分析家则强调现代化的、国际化的经济与大型的、增长中的非正规部分的分离，他们认为非正规经济的增长削弱了政党的力量。

　　所有的分析结果认为改革是不能凭空发生的。有些国家比如中美洲国家在进行改革前的经济与政治基础都很差，势必影响改革的效果。正如世界银行拉美地区的首席代表戴维·德费兰蒂指出的那样，“开始改革时的经济政治条件，对改革进程的长度和改革的难度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另一种说法是，正确的政策就其本身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政治、机构，以及处事方式都是需要改变的。因此，如果不能在各方面都得到充分的改善，那么改革的进展将会是十分缓慢的。也许这就是拉美经济改革之路为何崎岖坎坷的原因。(黄粤 编译)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