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12月初发表公开声明不允许私人开办银行后，徐滇庆及其长城金融研究所受到了来自媒体的抨击。北京的一家报纸在其发表的“民营银行：拯救中国银行业？”一文中，小标题之一即为“办民营银行的设想本身不成熟”；另一家在全国范围内较有影响的媒体在其一篇署名文章中向读者提出了“你会把钱存入民营银行吗”的问题；《环球时报》1月9日刊登了该报记者的文章，“民营银行，现在不能干”；一直对民营银行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徐滇庆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有媒体称，在中国筹建民营银行像传奇，你赞成这种说法吗？

　　徐滇庆：这样说并不准确。民生银行、浦发行、深发展，都上市了，不能说他们不是民营银行。这里有个概念，就是民营银行的定义是什么？简单拿所有制来划分的话，股份制银行都是民营银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民营银行早就存在了。

　　记者：央行出面澄清，没有批准成立私人银行。你所理解的私人银行与民营银行有什么区别？

　　徐滇庆：私人银行是不是有些人所指的“私人钱庄”？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搞起一个钱庄，这在以前是有过的，这完全是非法的金融行为，应该禁止。有关方面强调，现在不会也没有批准任何私人银行，也不会允许私人办银行，这恰恰也是我们所主张。

　　记者：怎么会有报纸说有10家民营银行要成立呢？

　　徐滇庆：我们从来没说过有10家民营银行要出世。想想看，即使搞试点，怎么可能一下子搞那么多呢？

　　记者：你心目中理想的民营银行是什么样的？

　　徐滇庆：我们所希望的，是能做出银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要做到两点：一是政企分开；二是要由市场选择经理人员。这两条是其它股份制银行没有做到的。这也是我们想自下而上地组建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于政府行为的民间银行的目的。我所希望的民营银行，应该是高水平、规范的、与国际金融秩序接轨的银行，这样的银行可以降低中国金融改革、加入WTO之后参与国际竞争所要付出的成本。

　　记者：有人认为现办民间发起的银行时机不成熟。

　　徐滇庆：任何新事物如果不去摸索、不研究，时机永远不会成熟。而我们并不是说现在就要办民营银行，而是在做研究。像民营银行这样的问题，就是拿两年的时间来研究，都不一定够，所以两年之后再来看时机成熟是不是好一些？现在肯定不成熟，也正是因为不成熟，我们才要做研究。中国自己没有现成的经验，又不能照搬美国、日本、德国的模式，只能靠研究摸索。

　　记者：有媒体报道说，银行不同于其它类型的企业，一家出了问题可能引发全局问题，而国有银行就不同了，国有银行有政府作靠山，有政府信誉支撑，抗风险能力强。

　　徐滇庆：国有银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外部竞争环境，没有动力来改革。在国内能创造竞争环境，对促进国有银行改革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起码，我们现在的做法，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推动了国有银行的改革，至少让某些人紧张，感到了压力。

　　我们非常清楚，四大国有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支柱，是不能倒的。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这个问题，总比糊里糊涂地睡觉好。有一个讨论的气氛，一个改革的动议，大家竞争起来看，在研究问题上先展开竞争与辩论，这对中国金融改革实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

　　记者：对比国有银行与民营银行，结论是否一定是后者比前者的风险大？

　　徐滇庆：不见得。金融风险在于银行内部的经营机制，不在于所有制形式。我们可以到浙江台州去考察一下，在那里可以清楚看到，小小的民营信用社，从10万元起家，在不到10年的时间，发展到10几个亿，坏账率控制在2%以下；同样的地区，同样的市场，那些具有官方背景的信用亏损得一塌糊涂。当地四大商业银行加上具有官方背景的信用社，还做不过两个民营的信用社，他们两家占有存款额55%以上，这很说明问题。老百姓用他们自己的行动作出了选择。为什么他们不怕这两个民间信用社有风险呢？这是内部制度、服务、透明度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因为你只有2%的坏账，老百姓相信你。如果说你有30%的坏账，你扛着什么旗号都没有用。

　　有些人动不动就讲，国有银行有国家信誉，这种提法不妥。亚洲金融危机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难道韩国就没有国家信誉吗？世界公认韩国民众的凝聚力是很强的，很多人拿韩国民众的凝聚力与中国相比，认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街上跑的都是韩国汽车，爱国情绪非常高。但是，金融危机来了，国家信誉在什么地方？当老百姓知道银行坏账一大堆，还不上债时，通宵排队兑换自己的保命钱，那时的国家信誉是一纸空文。

　　亚洲金融危机时到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去看一下，惨痛的教训就在那摆着，为什么不去吸取别人的教训呢？非要自己摔跟头不成呢？有些借口，只要睁开眼睛看一看，根本不成其为借口。

　　记者：有人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是，金融机构越小，抵御风险的能力越低。民营银行由于受规模的影响，抵御风险的能力肯定不够。

　　徐滇庆：理论上讲，规模越大就越有效，但是如果规模大坏账高，一样会完。抵御金融风险关键还是在防范风险的措施，要害问题是自身是否健康。不能说大了就一定没有风险。日本那些银行还不大吗？全世界排名前10位的银行里日本占4个，但这4个银行都掉在泥潭里爬不出来。他们这么大怎么还有金融风险呢？就是因为他们在泡沫经济中放债时坏账太多了，直到今天，还喘不过气来。由于缺乏金融流动性，拖得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差不多已经10年了。

　　记者：民营银行是否只能作为地区性的小银行？

　　徐滇庆：谁家的孩子也不能一生下来就有100斤。其实我们所考虑的那种民营银行还没有诞生，甚至连怎么诞生还没商量好，怎么就肯定它不能长大？以前谁能相信中国的家电企业——海尔会是民营的？但海尔的规模和竞争力不就摆在那吗。那么多蒸蒸日上的民营企业，都是当年那些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强烈所有制偏见的人所不能想象的事情。现在真正的民营银行还没有问世，就断定它长不大，这不是在重复历史的错误吗？有些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而不觉悟，说到底就是怕竞争，找一些借口来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

　　记者：你认为民营银行在中国现阶段到底有多大的生存土壤？

　　徐滇庆：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小，融资渠道不畅通，而中小企业贷款额小，又没有足够的担保措施，借不到钱，是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障碍。我们希望先创建一些小的民营银行来帮助他们克服这个困难，至于以后民营银行的发展会走到哪一步，不是我们今天所能预料到的。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摸着一块迈一步，前面究竟有几块石头，只能继续摸索。不能连摸索都不让摸索，研究都不让研究吧。如果连研究都不允许，能谈到创新吗？

　　记者：西方国家是否也有中小银行？

　　徐滇庆：美国有2000家银行，大中小都有。加拿大人口少，只有5大银行，十几二十家小银行，现在也在增加一些中小银行。这些都是依循各个国家国情所产生的。中国的情况是，中小企业比较多，这么大的国土及13亿人口，一般来讲要有大中小银行200家以上，才能满足金融需求。才能形成有效的金融市场的竞争秩序。

　　记者：现在各种金融机构，比如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城市银行，再加上股份制银行及国有商业银行，数量也不少了。

　　徐滇庆：问题是目前许多银行都是在计划经济下产生的，离规范的金融机构还差得很远，问题很多，所以才需要试点研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银行才适合中国中小企业所需要的银行。显然，现在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绝大部分不符合这个要求。所以我们试图研究是否有可能创造一些有活力的适合中国民间金融需求的银行，这是我们研究的题目而不是结论。要想得出这个结论没有两三年是不行的。

　　记者：有人认为目前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现有的股份制银行已经形成了竞争的局面？

　　徐滇庆：首先我们要肯定，目前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比两年前好多了，比五年前更好得多，比20年前好得不得了。我们并不是否定他们的进步，只是与外国的银行相比，与加入WTO后的竞争环境相比，显然还是不够的，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显然目前的竞争局面远远是不够的。

　　如果有些人认为我们的研究让他们忧心忡忡，请他们放心，我们的研究起码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有竞争也是两三年之后的事情，不要听到我们做研究了，就说三道四，连研究好像都不可以做了。做研究的都是学者，理论上的探讨是不需要由谁来批准的。对于我们的研究，结果都是公开的，也没有什么秘密，而且公开请大家来讨论。我是学者，是终身教授，我的兴趣在研究而不是办银行。我们研究后，谁有兴趣谁去向有关部门审请。我们现在的研究可能不被一些人理解，将来他们会理解的。

　　记者：为什么非要办民营银行？

　　徐滇庆：如果不办会怎么样？中国加入WTO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银行，允许不允许中国人办？如果答案不是否定的，那就要拿出规则来，告诉中国人，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批准；不让你办，是因为你不符合标准，并不是我不让你办。这个标准就需要研究，不是我设个天价，需要1000亿或者1万亿才能办银行，这不能服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多元化的竞争机制，这在十五大已经解决了。我们就是要研究什么样的民营银行是符合要求的，同时还要设计一整套竞争机制，才能实现有意识的对内开放。

　　记者：民营银行就能拯救中国的银行业吗？

　　徐滇庆：当然不能。拯救中国银行业需要大家努力，不是成立一两家民营银行就能解决的。这同样不能要求民营企业去拯救国有企业一样。当初东南沿海成立的那些小小的家庭作坊，谁能说他们能救中国的企业。但就是这些成千上万的中小民营企业，创造了上亿的就业机会，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道理就是如此。(本报记者于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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