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年轻人，也许一般都对典当行比较陌生，但只要读过鲁迅先生的文章，读到在他家“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时候，他经常拿着一些较值钱或不那么值钱的衣物去当铺换钱来为父亲买药治病的情形，可能就会对旧时的典当行业有一些感性认识。今天中国的典当行又是什么样子？一个家庭“坠入困顿”的时候，还会不会想到要拿几件皮夹克、羊绒衫去典当行换几百块钱来救急？

　　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调查以及本报记者的采访，今天的典当行已经“鸟枪换炮”，从经营水平到典当品的档次，从顾客的消费水平到消费动机，都较以往有了显著的变化。如果说一个普通家庭的彩电、冰箱等耐用大件消费品因“市场代有产品出，各领风骚三五天”之故迅速贬值而不具有多大的典当价值，或者说很少有普通家庭真正困顿到了需要拿不具有多大典当价值的物品去典当行换钱救急的地步，因而普通家庭的普通物品已不再是典当行典当品的主流，那么，一些富裕起来的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把金银珠宝、汽车、有价证券、企业股权拿到典当行去换取资金，以供大宗消费、资金周转或投资创业之用，就使典当行一改过去专门“卡穷人脖子”的不良形象，转而扮演起了“富人资产中转站”的角色，越来越明显地具备了“第二银行”的功能。

　　事实上，典当业在八十年代后期“重出江湖”之后，一直是被当做一种特殊的金融机构来管理的；近期对典当业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取消其金融机构资格，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工商企业，也并未在实质上削弱其“第二银行”的色彩。“第二银行”生意兴隆，乃至大有供不应求之势，正是由于作为正规金融企业的“第一”银行门槛太高，特别是对普通居民、普通投资者、民营企业过于惜贷。银行的借贷自然有他们的道理，比如个人信用制度不够完善，为了控制放贷风险，等等；但现在典当行里富人冠盖云集，生意红红火火，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完善个人信用制度的条件已日臻成熟，银行如果向这些典当行的消费者放贷，风险也许远比想象中的要小得多。银行如果迟迟认识不到这一点，将会白白失去许多生意，岂不可惜？

　　最后有必要强调，典当行“鸟枪换炮”之后，由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前景看好，有关监管措施应当及时完善到位，防止出现一哄而上、良莠不齐、超范围经营、违规操作等不正常现象。(本报评论员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