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民生银行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日上市，拥有3.5亿股流通盘的民生银行，将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继深发展、浦发银行之后第三只商业银行股。这吸引了全国各大媒体的目光。各种迹象表明，发展民间金融将迎来一片光明前景。然而，这也许仅仅是“看上去挺美”的一件事，有专家认为，改善民营企业融资难和改善民营企业本身的实际社会待遇一样，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扩大民企融资渠道

　　扩大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不仅是扩大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需要。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增长。这一成绩的取得从根本上来看，是由于发展了民营经济的缘故。

　　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分析，通过观察我国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到，财富的分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是几乎全部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而现在财富的分配极大地倾向于家庭。而家庭的财富又极大地进入了银行。以1997和1998两年为例，家庭除了投资于股票、房地产、以及耐用消费品之外，仅仅家庭在银行里的存款增加数，就超过了整个国民经济财富创造的增加量。超出的量达到20-50%。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信息，它强烈地说明我国财富分配的现实。

　　茅于轼说，它和发展民营经济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一家企业的开办，首先需要资金的投入。未来民营经济如果每年要创造2000万个就业机会，假设每个就业岗位需要配套资本4万元(现有平均的民营经济人均资本占有量)，那么每年民营经济需要的资本总额将是8000亿。这个数字大约等于我国每年银行存款增加额。这说明从宏观上看，我国从资金供应上完全有能力保证民营经济的扩大，然而又必须开辟新的融资渠道，使得资本能以最小的阻力流动到民营企业家手中。

　　资本流动的特点是一手交钱一手交回一张借条。这张借条能否兑现，要到若干年以后才知道。所以资本流动的根本保证是良好的信用关系。民营经济要得到发展，必须有资本的支持。一部分资本可以从企业家自己的积累中来，但是大部分还是要靠资本市场的帮助。所以改善社会的信用水平，是未来发展我国民营经济的最重要的条件。例如增加金融业的透明度，加强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力度，建立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记录。同时要发展资本市场，进一步对民营经济开放股票市场，发展信贷担保事业，发展租赁业等等。

　　民企融资，热心加冷眼

　　据新华社的消息，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试点。有关人士表示，随着以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主要对象的信用担保体系加快建立，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有望得到缓解。 从北京举行的全国中小企业工作会议上得到的消息称，截至今年8月底，天津、内蒙古、山东、河南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始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有80多个城市组建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担保资金达40多亿元，可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近400亿元。

　　另外，近年来，我国银行、科技等部门积极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国有商业银行相继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有所增加。其中，民生银行连续3年举办“中小企业金融产品营销周”，推出中小企业高科技担保贷款等产品。截止到目前，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已投入11.4亿元，扶持了1508个技术创新项目，促进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今年8月31日，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签署银企合作协议，同时获得了该银行5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作为一家民营的高科技企业能获得银行如此巨额贷款，一时引起了各方注目。

　　但是，专家们认为，长期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还有很多限制。目前非国有经济对GDP贡献已达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70%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30%。这种情况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缺少一套有保障的融资渠道系统也是中国的民营企业难以“长大”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民营企业“借贷”难，眼下，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要履行超额抵押手续。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也有很多制度上的限制。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不可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纠正资源配置的上述扭曲，显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民生”上市：

　　民间金融的喜讯

　　据《中国证券报》的消息，民生银行12月19日上市，这无疑对发展中国民间金融是一个喜讯。

　　民生银行上市，将使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我国间接金融市场长年以来积累下来的金融风险从此将进入一个通过直接金融市场的管道逐步释放的新阶段。据易富证券网分析，它表明了管理层支持民营银行发展的强烈战略意图。

　　业内人士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已使民营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间的融合成为必然趋势。民营企业对设立民营银行的关注，显示出民营企业在这方面确有需求，当前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参股商业银行创造了条件。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像希望集团、东方集团那样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长期持有商业银行的股份。通过证券市场，将是民营产业资本渗透进银行资本的直接途径。对于广大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民营银行的发展壮大，为他们带来了更大的融资机会。

　　长城金融研究所徐滇庆教授分析当前向民营企业开放金融领域的理由时说：首先，民营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情况比较熟悉，取得信息的成本比较低，运作比较灵活，能够弥补大银行留下来的“死角”，给中小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其次，相当多的地方农民筹资困难，而民营金融机构有条件担负起这一任务；第三，民营金融机构的建立必然会促进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

　　经济学家樊纲在谈到发展民间金融的问题时说，中国需要大批的中小型、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他认为，大银行有其规模经济效益高的一面，也有其交易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一面。因此，大银行也许更适合于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不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鼓励国有大银行为中小企业增加贷款，但因种种原因难以施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信息的成本较高，审批程序较长，利率低了无法贷款，高了小企业又难以接受。加上国有银行的一些特殊问题，困难就更大一些。而对于一个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8亿农村人口有待进城、5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仍是大量的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也需要有人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一方面，我们本国的大银行很难对它们提供这种服务；另一方面，外国的大银行进了中国，也不会、不愿、不能为我们那些大量的地方性中小企业去提供服务，而只有一大批地方性的、“土生土长”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与地方性的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这当中的合理性在于：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以至社区内)的信息存量，最容易(成本低)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业的障碍。地方上的人们自然知道地方上谁的“生意好”，谁比较讲信用，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从而使金融业务的成本较低，服务价格自然也就可以较低，使供求双方都能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陈锡文研究员也表示，在一些发达地区，完全可以搞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用来扶持中小企业客户。

　　但因为问题的复杂性，许多专家也有不同程度的担心。他们的担心主要来自金融政策的制订和监管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说：民营企业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创办银行，目的很明确，就是自己可以从中得到贷款。

　　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秘书长易纲则以学者身份提出问题：“职业操守如何保证？”过去地方上很多金融机构实际上已经是“民有民营”，但是后来出现了很多卷款潜逃的案例，监管部门对此放心不下。易纲引据了铭刻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厦上的一段话，意思是说，“要把正直与赚钱结合起来”。他认为，如果民营企业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消除金融监管当局对他们的不信任。

　　直接融资：民企呼唤

　　公正开放的资本市场

　　樊纲认为，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存在一个“误区”，以为所谓企业融资就是“借钱”。而实际上，对于新生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既没有过去的“信用历史”，又没有财产可以抵押，靠借钱使企业开始起步，是极为困难的。这当然不否定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投入，曾是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起点。但世界上多数企业的最初资金来源，要么是自己的积累，要么是别人的“直接投资”——不是借了要还的“贷款”，而是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一部分产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并不需要信用历史和财产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对经营者人格的信任，相信他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要“骗钱”，而是要发展，相信他会兢兢业业地办企业；其次需要的是相信投资项目本身有赢利的前景，尽管人们都知道投资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里的融资渠道，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一定是狭义的“股票市场”，而是广义的资本市场。现在变得非常时髦的“风险投资”，其实历来是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主要资金来源。

　　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中所缺乏的，首先还不是缺少民间银行，而是缺少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可以使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直接融资，但是多数其他企业，特别是大批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却仍然无法融资。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了全国性的“创业板”市场，但若就此为止，我们这么大国家这么多地区的那么多中小企业，还是不能获得应有的融资渠道，更何况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改革中产生的许多“股份”，各种产权能否转让、买卖，不仅关系到企业改革能否继续深化，而且关系到那些已经改革了的企业能否开始成长。

　　因此，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树立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概念，而且需要尽快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企业多、地区差距大、企业改革的情况复杂)，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使得各种投资活动得以展开，使得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在回顾证券市场发展时说，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至今为止仍然是以银行贷款为主，企业负债率较高，再加上我国股票市场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总体上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和压力还很弱，所以相对于债务融资而言，股票融资的成本很低，几乎不要负什么责任，企业强烈倾向于股票融资。但同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企业到股票市场融资受到了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强得多的限制。老牌的国有企业更容易得到上市的机会，一些后起之秀，特别是一些新创业的高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直接进入股市融资要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上市公司重组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保壳保配，借壳买壳”来进行的。“保壳保配，借壳买壳”的实质就是利用上市公司这个壳来从证券市场获取低成本、低责任的资金。“壳”资源具有较高的价值，通过重组来对“壳”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利用重组的机会来抢夺“壳”资源、维护“壳”资源和继续充分利用“壳”资源，不但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也符合许多非上市企业的愿望。同时，股权变更伴随着大量的资产置换。所谓资产置换，就是地方政府及新的控股股东将自己原有的优质资产来直接或间接地换取上市公司积淀下来的劣质资产。显然，资产置换一般都是非等价交易，这种非等价交易一般都是由政府推动的。政府要么以行政手段强行将其他国有企业的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因为反正是国有资产，本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交易”，“等价”不“等价”无所谓；要么对不愿意承受这种“非等价交易”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行其他方面的补偿，如税收优惠、土地价格上的优惠、业务的特许等等。也有一些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甘愿接受这种“非等价交易”，但它们绝不是“学雷锋”，它们是要利用这个“壳”从证券市场上“狠狠地”获得一笔资金，这样的行为更危险。事实上，资产置换在两年前被广泛推崇，而所带来很多后遗症现在已经逐渐暴露出来了。但好在买壳借壳有减少的趋势。1999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买壳借壳型重组明显减少。买壳借壳的减少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比较干净的、重组后能起死回生的壳资源经过1997和1998两年的重组浪潮之后已经基本被用完了；第二是不少买壳借壳型重组的失败和严重的后遗症让人望而生畏，一些不干净的、救不活的壳被卖了很多次但已经乏人问津了；第三是一些优势企业特别是一些经营较好的民营企业正在等待创业板等新的资本通道，壳资源的价值相对下降。

　　樊纲认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展民间金融本身的涵义当中就包含着发展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同时，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借鉴它们已经形成的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一开始就可以起点高一些，一上来就可以搞一些现代的、新型的东西，如电子银行业务、投资基金、股票、期货等等。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那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东西，关键是不能忘记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尚待完成，那就是金融市场上的竞争、监控体系、法治结构、以及“信用文化”等等。(本报记者 李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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