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明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持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第四年。也就是说，明年国家将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继续调整收入分配等等。有人预计，明年发债规模可能不会低于前三年的平均水平。

　　对于国家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能持续多久，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一部分专家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是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短期政策措施，因为财政投资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抑制社会投资，所以执行一段时间后一定要考虑“抽身而退”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一政策措施目前并无“退”意，至少还要再实施一年。

　　那么，如何看待积极的财政政策？它是否会成为一个中长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专家学者对此持审慎态度。

　　拉动增长仍需政府投入

　　结合今年以来宏观经济出现回升的良好势头，多数专家表达了积极财政政策“助益明显，功不可没”的看法。一致的观点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明显好转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宏观政策效应的显现，是近三年以来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产业调整政策、灵活运用价格和税收等经济杠杆的综合效应，没有积极的宏观政策，就不会有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的稳定增长。就目前情况看，要保持三大需求的稳定增长，从而保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政府投入仍是必不可少的。

　　早在今年夏天，国内经济界出现“转机还是转折”的争论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就提出，推动当前经济好转的因素主要还不是机制性效应的结果，这种好转是初步的，基础还不巩固，要持久地转入良性循环，还要有一个更为有效的政策拉力，尤其是对市场主体机制性效应发挥的拉动。他提出，今年以来投资增长中更多的是依赖于国家财政国债资金投入的带动，企业技术改造贴息的投资仍然比较乏力，而其他民间投资没有趋旺，国债资金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加上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消费市场的开拓还存在许多梗阻、市场竞争力不强的状况也没有根本改变，这些问题都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我国经济还需“再添一把柴火”，适当地再加大一点国家投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扩大社会投资，鼓励居民消费，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需要一个过程，通过政府投入拉动经济增长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说明政府决策与多数专家的政策建议不谋而合。

　　注意积极财政政策的条件和边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刘世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能从时间的长短上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他说，不管是扩大内需还是扩大外需，都是服务于“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大局，“我一直鼓吹要调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1996年经济高速增长时并没有发国债，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还很大，关键是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他说，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扩大内需的措施，扩大内需既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包括通过深化改革和调整政策，形成社会消费和投资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是“两条腿走路”。二者之间互为促进、互为补充，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更具有基础性意义。积极的财政政策何时以及多大程度上继续实施，将取决于社会消费和投资增长内在机制所带动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弥补需求不足的缺口。

　　他强调，由于结构、体制和政策等方面的原因，现在社会消费和投资增长机制的培育虽有一定进展，但步子并不快，例如住房制度改革带动的住房消费和投资增长并没有出现快速增长的局面。也就是说，现在我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不能不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何时可以抽身而退，要看社会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内在机制的培育程度，也就是经济回升自主性因素的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在时间上延迟并不意味着要一直实施下去，所以不存在是不是中长期的政策措施的问题。

　　怎样判断增发国债的前景

　　从1998年下半年至今，国家共增发了3600亿国债，而且呈逐年增加之势，三年分别为1000亿、1100亿和1500亿，那么2001年发多少？有部分专家提出1500亿的建议，也有人认为，现在经济已经明显回升，1500亿是否太多？当然，这只是专家的说法，明年到底发多少债要由国务院定，而且还要等到明年3月份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

　　对明年发债规模持谨慎态度的专家的理由是：其一，目前国债和征税的空间都非常有限，政府债务支出占当年政府收入的比例有上升趋势，1999年曾达到40%；其二，发行国债的目的之一是带动社会投资，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已经出现，今年前三季度国有和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近13%，但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幅度不到8%；其三，要考虑其他隐性债务，企业债转股之后形成的国家债务、地方政府越权担保和借贷的债务、未纳入预算的国家政策性指令性贷款等，都对财政安全构成潜在风险；其四，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违纪现象，更是削弱了财政政策的使用效果。今年7月份，全国人大财经委在肯定财政投资实施效果的同时，提出要警惕经济成长对国债投资的依赖性。

　　专家们对于国债资金的用途的关注似乎不亚于应该发多少国债。有专家提出，国债不是用于扩大政府投资，而是用于支付改革成本，用于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的欠账，用于重建贴息担保制度等等。更多的专家一直在呼吁财政投资要真正发挥带动民间资金的作用。厉以宁教授指出，财政手段只能起启动经济的作用，民间资金活了，整个投资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注入进来。(本报记者柏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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