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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燕青 发自奥地利
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在阅读了大量沈联涛(AndrewSheng)的文章和论文后，记者对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近距离接触和采访之中，记者继而发现，思维敏捷、极富感染力和领导魅力，是这位经验丰富的监管者所具有的个人特质。在奥地利的一个18世纪的古堡中，前来参加萨尔斯堡研讨会的沈联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第一财经日报》：在您看来，中国内地的金融体系是否和亚洲其他经济体具有相似性，例如过度依赖银行、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等等？
沈联涛：确实如此。二战以后，以日本为先行者，亚洲各国确立的金融制度和发展战略大抵如此：为支持制造业向西方出口，国内银行体系提供带有补贴性质的金融支持。整个金融体系可用“温和的金融压抑”来说明：资本市场虽有所发展，但以个人投资者而不是机构投资者为主导。平均来看，东亚经济体的银行体系融资规模占到GDP的70%~150%，而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则分别为GDP的60%和30%。中国内地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形非常相似。
总体而言，这些亚洲经济体欢迎资本流入但限制资本流出，这和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也很容易导致周期性的投机泡沫，使过多的国内储蓄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这些经济体由于长期保护而导致的风险管理缺陷被充分暴露出来，遭遇危机的经济体不良贷款比率高达50%。尽管此后亚洲致力于银行重整并发展债券市场，亚洲经济变得更有弹性，但和欧洲以及美国的金融市场相比，亚洲的股票市场仍显得很“浅”。
《第一财经日报》：亚洲各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一直很高，同时又是欧美FDI(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这反映了欧美市场和亚洲市场怎样的投资和收益关系？
沈联涛：亚洲几乎持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为亚洲自己的资本市场比较浅，这些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纽约和伦敦市场。现在亚洲持有美国和欧洲的债券，而美国则拥有亚洲的FDI和FPI(ForeignPortfolioInvestment，外国证券投资)。以美国为例，粗略估算一下，亚洲付给美国8%~11%的金融管理费用，因为后者在风险管理上更有经验；而美国在亚洲的FDI和FPI的收益率一般在12%~25%，两者的差额则是亚洲投资美国市场的收益率，即长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4%。健康资本市场源于完善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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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说亚洲的金融体系基本功能“失效”？沈联涛：金融体系具有四大功能，首先是资源配置。亚洲的资源配置效率很低，储蓄在GDP中的比重过高，同时可选的金融投资产品比较少。其次是价格发现。亚洲的资本控制和上市法规导致了供给扭曲，并最终导致金融价格的扭曲。银行的信贷风险没有被很好地定价。从日本到印尼，银行的存贷息差收入大致在1.5%~2%。在股票市场，价格的扭曲则反映为相对于国际水平过高的市盈率。第三是风险管理。由于资本控制，不鼓励本国投资者到国外去投资，同时，由于明确或隐性的国家保险，那些资本充足率很低、坏账率很高的银行还得以生存。资本项目不对外开放意味着缺少到海外分散风险的工具，管理风险的能力也无法得到培养和锻炼，缺乏应对内部和外部冲击的能力。最后是公司治理。目前亚洲金融市场的缺陷同时也表现为市场对公司治理监管不利，在亚洲的很多地方，会计、审计和披露标准的发展都比较滞后，乏善可陈。
《第一财经日报》：从您个人监管经验看，健康的资本市场的监管关键点体现在哪里？
沈联涛：我的事业从银行监管开始，我从中学到了审慎监管(Pru-dentialRegulation)之道，其中大多是数量化的风险管理。当我从事证券监管后，开始意识到“监管产权”的重要性，行为监管要远比审慎监管复杂得多，这其中有很多被激励驱动的动态过程。在一个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环境下，激励被扭曲和操纵，金融体系就无法发挥作用。国有体系效率较低就是因为产权安排偏向于国家和官僚体系，公平竞争的平台由此而缺失。在转型金融体系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依旧过大,主要是由于官僚体系倾向于模糊自己作为产权所有者和市场监管者的角色。换句话说，亚洲资本市场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决策者对基本产权的保护不够。扭曲的激励机制导致“特许权(Franchise)”和“经济租(Economicrents)”，并最终侵蚀竞争力和效率。
《第一财经日报》：在您看来，应当如何改革中国内地的金融体系？
沈联涛：改革金融市场，使其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是：首先，好的公司被奖励而差的公司只能退出市场。在亚洲的很多地方，由于缺乏破产和清偿的法律和执法体系，银行的坏账很难被收回，亏损的公司也不会被交易所除名，因此，国家继续被大量的不良贷款和虚弱的股票市场所困扰，中国内地要吸取这些教训。二是透明、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三是清晰的游戏规则。四是公共治理(PublicGovernance)和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五是监管和平衡的程序和结构，保证市场激励不被扭曲。六是关注“金融体系架构”，也就是使市场完善运作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其中包括界定产权、交易产权、执行和微调产权的制度和程序。中国内地市场非常幸运，可以学习亚洲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教训，利用自己的机会来建立产权架构(PRI，PropertyRightsInfrastructures),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中国的进步确实会充满中国特色，但成功的市场经济都有一些相同的目标：例如效率、稳定和好的公司治理，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创新和价值。沈联涛简历
1998年10月1日起担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现任IOSCO技术委员会主席。1993至1998年加入香港金融管理局出任副总裁。1989至1993年被借调至世界银行，出任金融界发展部高级经理。1976至1989年担任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的不同职务，包括首席经济师及助理行长。撰写及主编大量有关货币及金融领域的文章及著作。获颁勋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银紫荆星章(SBS)(1998)，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荣誉法学博士(LLD(Hon))(1999)，香港太平绅士(JP)(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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