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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
1996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在相对平稳的情况下运行，经济增长率虽然比上年有所下降，但仍继续保持在9%左右，通货膨胀率从上年的14·８%降至7%以下，基本达到了政府年初提出的宏观调控目标。与此同时，企业效率不大理想，亏损增加。于是，很多人作出“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判断和结论。其实，未必。宏观也不见得就那么好，微观也不见得就那么
差。宏观经济稳定与否，不能只看通货膨胀的高低升降，还要观察就业状况和失业率的变化，直到目前为止，失业问题尚未进入宏观经济决策者关注的视野。不仅如此，经济增长虽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但是，需求不足，销售不畅，库存增加，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更何况我们将要提出和讨论的冲击和陷阱的问题。这就说明，对于宏观经济运行也不可过于乐观。至于微观经济状况，的确问题较大，但也有另一个方面。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由于约束制衡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内部人控制，代理人操纵账目的问题也很普遍，企业盈亏是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即使如此，由于效率低下，亏损增加，使得企业的破产、购并加速，产业重组和结构调整有了压力和转机。这也是经济紧缩时期真正应当做和能够做的事情。
鉴于目前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特别是连续两年农业丰收，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货币政策的逐渐松动，以及面临香港回归和15大的召开，1997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回升，但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仍然会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局面。这可能是目前达成的一个社会共识或者形成的一种普遍预期，反过来也成为促成这种局面得以保持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必须认真研究，谨慎对待，妥善处理，才能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是一个处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中的大国。双重的变迁及其交互作用，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这里既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利用，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冲击，甚至存在着一些巨大的陷阱。虽然宏观分析的对象是经济的短期运行和波动，但是决不能目光短浅，就事论事，必须胸怀全局，抓住关键，着力当前，放眼长远。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体制的摩擦和变革的冲击。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不是改革前的集中计划的公有制经济，也不是改革初期形成的分权化的公有制经济，而是一种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平分秋色、相互争夺的二元混合体制。在这一制度背景下，经济变量的决定方式也与以前不同。从单一的收入分配决定需求形成，变成收入分配和收入支出共同决定需求形成，不仅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分割是一个决定的要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财产收入又分割为公共收入和个人收入，劳动收入也分割为正规收入和非正规收入、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不仅个人资本投资和法人资本投资迅速增长，大大超过了政府投资，在投资需求形成和经济增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非正规收入的高速增长也成为决定消费需求和影响投资需求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存量结构调整受阻，成本随供给的增加而上升。这一切，就使得当前的宏观经济呈现出高增长、高通胀和高失业的基本格局和态势。尽管今年的通胀率有所降低，但是，只要国有经济的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政府挽救和扶持国有企业的方针政策不能改变，来自体制方面的通胀压力就依然存在，失业的威胁也难以缓解。相对平稳的经济运行也是暂时现象。
第二，农业的压力和城市化的冲击。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二元结构转换产生的冲击和压力是影响中国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人口规模太大，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供求始终是个重大问题。17年来，随着粮食供求的变化和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的调整引致的通货膨胀，曾周期性地发生，1994年的情况就相当典型。由于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的严格控制已经松动，但又未真正放开，其基础价格调整和边际价格调整还会进行，上述情况在今后的年代中仍有可能发生。由于农业劳动力过剩，农村隐蔽性失业严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城乡分割和户藉控制，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出现了隐蔽失业显性化的过程。目前，对于农村的失业问题没有任何正式的调查和统计，据有的学者推算，大约在30%左右。在流入城市的数千万农村人口中，也有一部分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对于农产品价格冲击引致的通胀，人们已有一定认识，但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和失业问题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冲击，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要说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相应的对策研究，甚至连起码的资料和情况都不清楚。这也许是今后经济稳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虽然城市化的加速从总体上降低了失业率，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中，却增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恶化了城市的就业环境，提高了城市的失业率。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如何在大规模人口流动和结构转换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就成为我们必须时时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开放的压力和外部的冲击。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得益于对外开放的推动。今年以来，中国大幅度降低了进口关税税率，削减了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进而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现在，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有很大提高，资本流入位居亚洲国家前列，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大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国内经济日益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之中。这既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又使国内经济直接面对外部的冲击，增大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增大了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出口贸易下降，既是国内经济增长下滑的直接原因之一，又是造成香港贸易滑坡的重要因素，为国际上正在进行的关于“东亚奇迹”的争论推波助澜。由于外国资本和商品的冲击，一部分国产名牌的流失，保护民族工业的呼声甚高，在开放闸门提升的过程中，如何在政策上把保持国际竞争压力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两种要求统一起来，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开放闸门提升的过快过慢，政策操作上的偏差失度，都有可能造成经济的较大波动，甚至趺入发展的陷阱。今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超过1000亿美元，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对外部冲击的防范心理过重，高层决策者将此看作是大好事，其实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也是一种浪费，等于很大一块资源没有利用。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增大了通胀的压力。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过大，外汇占款过多，已使中央银行背起了沉重的包袱，陷于被动应付之中，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正常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加强外汇需求管理，扩大外汇有效需求，适当增加新产品和新技术手段的进口，促进国内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生产集中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汇率调整和适度升值也是可供选择的手段，这不仅可以抑制短期套汇的流入，迫使出口企业改善经营，还可以增大中央银行在平衡国际收支方面的行动自由，提高政策操作水平。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第四个周期已经结束，第五个周期开始启动，只有对影响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因素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才能为宏观政策的现实操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进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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