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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玲
但凡一本新书问世，作者都希望引起反响，因为他们既然借助于书籍向大众传播知识或与读者交流信息，就不至于甘心自己的作品发行之后如同石沉大海。否则，为什么《资本论》出版之时恩格斯要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大发书评，以反击资产阶级用沉默遏制这本著作传播的阴谋呢?70年代初，我就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故事中才注意到世上有书评这么一
回事的。可是，那时候读到书评大多是气势汹汹的“革命大批判”文章，差不多把所评的作品都贴上“大毒草”的标签，给作者全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当年我所知道的中国经济学家只有孙冶方，而恰恰是因为看到对其著作的“大批判”才得悉这个名字的。与这种对思想文化的粗暴践踏相辅相成的另一种书评，就是对某些符合风向的作品恣意吹捧，恨不得用尽字典里所有的溢美之词，还要再创造些表达极至之境的术语来夸张。经历过“文革”或此前其他形形色色政治运动的人们大概对此都不陌生，以至于不少学者至今猛一听到“批判”这个词就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有鉴于书评本是学术批判的一种形式，而学术批判的名声却被那两种极端的作法玷污了，这里只好暂且用“批评”来替代“批判”一词，以“认真的批评”为题来谈谈《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以下简称《书评集》，凡涉及书中内容，仅注页码。)
其实，“批判”和“批评”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即“critique”曾见过欧美学术圈里相互赠书，通常免不了要在扉页提上“with comments and critiques”(请评论和批判)之类的词语，得书人往往或将自己的读后感直接告知作者，或写出该书得失之处正式发表， 此为书评的一种由来；素不相识的读者或专门的评论家由于对某书感兴趣而写就鉴赏之作，这是书评产生的另一种情形；此外，还有出版社或专业刊物特意请专家做新书评介的惯例；当然，也不乏正在搜集某项专题文献的研究人员对读物评估优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出于何种缘由做书评，学术领域的“写家”多数都能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通过直率坦诚的批评，一方面与作者进行专题切磋，另一方面以此唤起其他读者的兴趣，刺激更多的同行参与讨论甚至吸引非专业人群的关注，从而达到一种“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境地。不言而喻，这种气氛有助于同行们相互争鸣、相互砥砺，这种批评有益于繁荣学术创作，促进理论研究。
遗憾的是如此严肃的学术批评至今在我国还不多见。虽然目前在书评领域“大批判”的劣习已不成气候，但是庸俗吹棒之风却似乎愈演愈烈，夸大其词虚张声势的八股文比比皆是。对于此类文字，张曙光毫不客气地讽之为“广告式”或“推销式”的书评，并对全国最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刊物之一《经济研究》1990—1992年6月发表的书评分类统计，逐类点评，认为这些书评有一半名不副实，呼吁开展经济学的科学批判和科学评价(第106一123页)。此外，他还对《经济研究》编辑部特别提出了几条建议，除了以下引用的第一条，我对他的呼吁所主张的评者只是其中的一类即专家，然而，如果事情只能是这样，也许就不知他还需要花费多少笔墨来解释自己何以会去评郑也夫的社会学作品和卢跃刚的报告文学了(第99—105，194一210页)。张曙光从经济学角度对郑、卢二人的作品所做的评论恰恰说明，对任何一部作品，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加入评者的行列，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发表议论。至于非专业评论一般在大众读物(如读书报或读书杂志)面世，专业刊物最好发表专家评论，而且专家应该自己动手写出高质量的书评。
进一步讲，无论何者做书评，关键是要说真话，因为书评着实有文而告知的作用，不少读者会由书评勾起追寻、阅读被评著作的欲望。倘若评者言过其实，读者多半看过原著就会大呼上当，恼恨那评者做虚假广告。也许正是由于对虚假广告深恶痛绝，张曙光把书评的功用也只界定为一种，即学术评价，并热诚地推崇它的科学批判功能。然而，有如书评只是科学批判的一种形式而非全部一样，科学批判也只是书评的一种功能而非全部。不过，尽管如 此，我还是赞成前面的引文中张曙光对专业书评设定的标准。为此，以下仅从探讨专业书评写作方式的角度扼要归纳一下对此书的看法。妥当与否，自当由读者根据张曙光的书评作出判断。
这本荟萃着18篇书评的集子可以视为一本专题文献评论，它主要是作者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结果。首先，有相当一部分文字凝结着张曙光对研究方法的探讨。这一点，不仅集子中反映在他对经济理论创新和经济政策咨询方法的审视和对案例研究方法的钻研上(第7—22，252—273页)，而且也贯穿于对每一篇作品的剖析之中。我对张曙光书评的兴趣，最初正是出于对方法论研究的关注。其次，他的书评多从制度分析入手，以评论的形式研讨一个个重大的制度变迁问题。例如，通过评价胡鞍钢等人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论述社会转型的基本理论以及政府的财政关系(第138—159页)；在评论盛洪的《分工与交易》一书的同时，展开着他自己对生产制度结构的探寻(第4一98页)；对刘世锦的《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和张维迎之《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所做的专论，都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产权改革和发展战略选择等专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第124—137，170—187，174—295页)。不难看出，书评实质上成了张曙光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换言之，他将研究寓于书评写作之中，或把书评写作融于自己的专题研究之内。也许这就是他能够以“精品”书评自成风格的原因所在。由此联想到，科研人员做专业书评必须慎之又慎，若非属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最好在著者求做书评时干干脆跪的谢绝。否则难免要出平庸之作，既败坏学术风气又浪费读者时间，无异于厂商以劣等产品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我观张曙光的书评之所以成为精品，还在于他认真地读书，仔细地鉴赏，深入地思考，并对所评的专题添加自己的创造。说他读得认真，是因为他不仅精读被评者的书，而且还要看一系列相关著作，否则又如何能用诺斯、奥尔森与林毅夫等人相比较呢?赞他鉴赏得仔细，是因为他的评论是从所评作品的某一理论还是从其某种方法切人，必选探明就理，纵横解剖，肯定长处，指点瑕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旗帜鲜明，言辞犀利，绝少常见的书评里那种含含糊糊、似是而非的语言。我认为，这种风格一是出于对科学的忠诚，二是来自科学家的认真。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在我国都被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一提科学二字，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自然科学。撇开社会、历史和政治等因素不谈，这种情形的持续与社会科学家自己的努力不足密切相关。仅就科学争鸣而言，那本应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可直到现在，若非被评者能将人、事分家，但凡对作品坦言批评就可能得罪作者甚至与其见解相似的一群人，以至于多数学术交流场合难以形成争论，许多书评者唯唯诺诺述而不评。我知张曙光的书评，是从他与胡鞍钢面对面争鸣之后又发表一评、二评开始。读过这些评论和关于那场研讨会的报道之后，着实为学术交流·气氛正常化的倾向感到喜悦，并且在阅读时即感受到坦诚的科学研讨该是多么酣畅痛快。
至于说张曙光的书评以对所评专题添加自己的创造见长，这可以在每一扩展评论的最后一部分得到证实。其中，对郝云洪等人的《经济政策学》所做的评论尤其令人感动。他没有因为所评作品不成熟，加之其作者乃初出茅庐之辈便敷衍了事，而是在讲明该书的优点和不足之后，重新设计出一个理论框架与作者讨论，并且还对作者所忽略的经济政策模式、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体制政策和过程政策、政策咨询和政策局限性等问题展开分析。全篇文字既不为上乘之作，又显示出对后辈晚生的殷携之意(第23—36页)。
可惜，张曙光这种棱角分明的论文却常常难以为国内权威性专业学术刊物所接受(第3页)。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书评集》中一些影响较大的文章多是先由境外刊物发表，然后才“出口转内销”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经济学刊物还没有真正成为学者进行科学批判和科学评价的园地。因而，这里顺便以此文表达改善经济学业刊物选稿标准的热切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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