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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立文
到北京遇见了张曙光，这位年近花甲的同行老弟送了我一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书评能出文集，是一桩出乎意料的新鲜事。返宁车中，迫不及待地翻阅了，感到确是一本值得评论和推荐的好书。
写书评，原是严肃的事，与评介人物一样，应当在忠厚中不失公允、公正、公平。可惜的是近几年来，此风也歪；多的是人情书评、广告书评，而很少真正的学术书评。张曙光曾经对当时经济学的权威刊物《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樊纲说：“你们刊物上发表的书评简直不像样子，我真想写一篇关于经济学书评的书评。”后来他针对该刊两年来发表的24篇书评，写了《论经济学的科学批判和科学评价》，但未能在该刊发表，而辗转到两年后才在别刊登载，附录于本书。
这位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从1989年起写的一系列的书评，正像他所说，“决非敷衍了事和滥竿充数的随意之作”。第一篇评王梦奎的《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是应作者之请而写，在充分肯定该书的内容、特点以及作者在理论上的前进和创造基础上，用了一半篇幅分析了他在理论方法上的缺陷和不足。这在当时，反映了写书人和评书人双方的气度、雅量和原则精神。辑入本集的其他书评也相类似。例如评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奇迹》，这也是一本名人名作，张曙光认为，这是一部有水平的理论著作。但是，也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包括关于“赶超战略”的选择，渐进式改革的局限等。对此评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展开了再评论，认为“评答成理各抒己见，学术有进共受其惠”。可见，通过书评进行讨论，不仅对作者，对整个学术界，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动。相反，“广告式”、“推销式”的书评，只能使读者和作者两受其害，前者上当，后者自醉。
我在50年前就写过不少书评，作为读后感，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基本上是畅所欲言的。过了一段众所周知的冬眠期，80年代以来，又恢复了旧业，只是大多因人之托，不好意思不应酬一下。于是，除对少数好书的评价恰如其分外，对相当不错的书言过其实的有之，尚可一读而大加推祟的有之，十分平庸而勉强肯定的也有之。后来，自己有所省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了不再写书评。但是，仍有屡戒屡犯的时候。读了这本文集，令我自惭。当然，今后读到好书或坏书，还该一评为快；并且应当像张曙光那样，把评笔当史笔，褒贬恰当，促进书评的繁荣兴旺，则读者幸甚、作者幸甚、学术界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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