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负与雅量

　　张曙光

　　1996年10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拙著《张曙光经济学书坪集》以后，受到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的厚爱，1500册很快销售-空。笔者提出重印而未能如愿。这时，在“学术批评和学风建设”，讨论会上，有朋友因买不到而提出重印《书评集》，要求我作一些增订。遂有本书修订本的出版。由于收入的书评评论了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一些比较优秀和 有影响的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因而将其改名为《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修订本除了原来的18篇书评外，还收录了自那时以来新撰写的12篇书坪，因而篇幅大大地扩充了，几乎比初版增加了一倍。为了推动学术批评的开展，笔者不仅收录了对《书评集》初版的几篇评论，而且在相关书评后收入了几篇反批评或者讨论性的文章。从这里，读者不仅可以窥视出经济学界学术批评的一角，而且可以对其中争论的某些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至于对笔者的评论，读者尽可以作出自己的评判。

　　初版中收入的18篇文章是在1989-1996年的七、八年中完成的，而修订版中增加的12篇书评，则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问世的，可见笔者撰写书评的速度和密度大大地增加了。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学风依然不好，学界比较浮躁，读书的空气不浓，批评和反批评的氛围更差，经济学虽为显学；，但也面临着危机，其书评虽然稍好一些，而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广告式”和“推销式”的文字。笔者一人虽然无力改变这种情况，但不愿随波逐流，总想唱点“不和谐”的调子，好便人们有个比照。因为，笔者坚信，这种努力不会白费，中国学界迟早会改变这种令人不满的状况。二是自从《书评集》出版以后，笔者得到了一个批评家的美名，虽然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但我深知，这是学人的一种希望，一种寄托，一种理想。对笔者自然是一种鞭策。三是由于笔者能够认真地读书、评书，一些学界同仁纷纷找我为其撰写书评，虽然精力有限，难以完全承诺和履践，但终究是盛情难却，因而，这类文字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学术批评对于科学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是科学研究和理论探索活动的正常内容，是科学家和理论家相互交往的主要方式，其作用在于，一是通过学术批评可以逐步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使学者们的行为和学术活动有章法可循，有规则可依；二是可以检验学术报告和理论作品的真理成份，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探索方向；三是可以增进学者之间的友谊和交流，形成健康向上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环境。因此，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是科学进步和理论发展的巨大杠杆，是推动学者们进一步攀登和探索的重要动力，也是繁荣学术的必由之路。

　　学者对待学术批评，就要像农民对待庄稼一样，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马虎。农民对待禾苗，总是精心呵护，浇水施肥；看到杂草，总要连根除掉；遇到虫害，必会坚决消灭。学术批评就是在科学和理论的百花园中浇水、施肥、除草、喷药。如果不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那就是失职；如果把“杂草”当“庄稼”，那么，到头来，毁掉的不只是“庄稼”和“收成”，而且是学者的学术生命和人生价值。

　　如何严肃认真地从事和对待学术批评，以确立学术规范，需要学界共同努力，特别是从评者和被评者双方作起。

　　在初版自序中，笔者写道，读书是写作书评的基础和前提。评书就得读书，而且要认真地读书。首先是要认真阅读所评之书，其次是要广泛阅读与所评对象论题相关的有关著作。所以，写作书评是促人读书的一个好方法。这确是经验之谈。近几年来，我读的很多书，大都是为写作书评而逼出来的。比如，张维迎著《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一出版作者就送给我，但一直未读，如果不是要评论林毅夫等著《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也许到现在也抽不出时间去阅读。为了推动学界认真读书，我与学界同仁商议，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理论讨论会中增加了读书会的内容。收入这个集子中的三篇(《从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秩序生发和规则形成：进化的和立宪的》和《历史哲学的两种进路：思想史的分析和考古学的分析》)就是按参加读书会的要求所作的。我从读书和评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获得了精神上的极大享受和满足，也是我能在学术上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学风不正，好的著作不多，好的书评更少，一个重要方面是没有认真读书。特别是一些人没有很好地读书，甚至没有读书，就写书评。这样的书评往往是不着边际地大发宏论，毫无根据地大加吹捧，有的甚至是由作者本人捉刀代笔，而由他人，往往是名家署名，以至与商品市场一样，假冒伪劣泛滥，不合格的作品也能通过鉴定甚至获奖。

　　对于评论者来说，必须与所评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抱着一种对学术负责的态度。初版自序对此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这里不再赘述。收入这个集子中的书评，虽不能说每一篇书评都是高水平的，然而都是严肃认真之所为，都遵循了笔者提出的要求和主张，自认为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知。

　　如果说初版自序对评者的态度和行为讨论得比较充分，那么，对于被评者的态度和行为则几乎没有涉及。其实，书评虽然直接涉及的主要是评者和被评者之间的关系，但却具有极大的外部性，会对读者和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被评者的态度也是影响书评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主要因素。笔者的这一看法是从近几年撰写书坪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在笔者评论的对象中，评好的自然皆大欢喜。但是，被批评者的态度却各不相同。有的从此变成路人，开会遇到也装作不认识；有的口头表示欢迎，但在背后却散布种种诋毁评者的言论。其实，对于被批评者来说，一是要有这种雅量，要对批评取欢迎态度。批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有人批评，说明你的作品有人阅读和重视，引起了社会的反响，最糟糕的是人们对你的作品保持沉默，不理不睬。这才是作者的悲哀。二是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对于正确的批评和批评中的合理成份，要虚心接受，认真思考，加以改正；对于不正确、不恰当的批评要进行反批评，以便明辨是非；对于有争议的问题，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因为，批评者的社会背景、知识准备、价值取向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作出不当批评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当的反批评是作者的权利。科学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就是在学者之间的相互批评和讨论中实现的。因此。报刊书评应当给反批评以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中国书评》杂志开辟“主题书评”专栏，刊登被批评者的答辩文章，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在发表前把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以及有关学者请到一起，围绕书和书评进行讨论，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笔者把几篇被批评者的答辩文章收进这个集子，目的在于对这种做法一个回应和支持。三是书评当然以评论者的自发行为为好，对《书评集》的三篇评论就是如此。当然，也可由作者约请他人评论，这在目前条件下可能是主要的。评者一旦接受，就应认真读书，自主评说，不能以作者的好恶为准，否则，宁可不作；作者也不应出于同仁或朋友的关系，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更不应借机炒作。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学界的炒风颇盛。因此，笔者想借此对炒风说几句。

　　炒作是政治家和生意人的行为，是严肃的学者所不为的。这是由其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决定的。因为，炒作除了能够满足某些人的虚荣以外，于学问之事无补无益，反而有害有损。科学和理论是冷静沉思、呕心沥血的结晶，热热闹闹是炒不出来的。货真价实的东西用不安着炒，自会有人识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愈显。科斯教授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在1937年问世，到了六、七十年代，方引起人们的重视，90年代才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能够炒起来的往往都不怎么样，也不会长久，炒作的目的是为了抬高身价，名利双收，而炒的结果是名实脱节，质价不符，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毒化学术空气。

　　笔者其所以讨论被批评者的态度和行为，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笔者写了-些批评性的书评，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其中，有些议论传到我的家中，家人有些担忧。他们怕我的作法有伤朋友之间的倩谊。这种担忧我很理解。我们曾经就此作过多次讨论，他们支持我的行方，但也一再强调要我谨慎从事。不过，有雅量、有涵养、对批评持真心欢迎态度的也大有人在。这里，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这个集子中，收入了“经济学理论抽象的正确途径——答评周冰先生”的文章。这是对周冰教授批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钢》的回答。对拙文中的理论观点，笔者至今仍然坚持，但是，文章中的某些行文用语确有可推敲之处。文章一方面指出了周教授对《大纲》的误解，进一步阐释了《大纲》的理论思想，另一方面对周教授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指出了其理论的缺陷及其产生的根源。最后，从方法论上作了总结。这里的批评相当尖锐，本可以就此结束讨论，大可不必针锋相对，再用周教授的话去反驳他自己，特别是笔者最后补正的一句，就有点过头了。但是，周冰教授是学者，有着学者的胸怀和雅量，他并不同意我的批评，但却不计较我在词语上的不当之处和近于尖刻的态度，反而与我的交往更多，关系也更密切了。我的女儿在南开大学上学，周教授夫妇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怀和照顾；我每次携夫人去南开讲学、开会和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周教授夫妇都要去住处看望，或者请我们去他家做客。今年6月初，在南开参加完博士论文答辩的饭桌上，当着谷书堂教授、周冰教授以及其他学者的面，我讲了这段故事，一方面是向周冰教授道歉，另一方面也是要进一步推动学术规范的尽快形成和发展。

　　人常说，多栽花，少栽刺；兔子不吃窝边草。这句至理名言，也许在日常生活中是用得着的，但在学术批评上却不大合适。既然是学术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专门挑刺的。至于对身边的同事、好友，由于有更多的交往和更深的了解，不妨更严格一些。在收入本文集的“《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二集)前言”一文中，笔直曾经写道，有两篇案例因质量不符合要求而未收入文集，其中一篇就是我在天则所的同事做的。在“实证分析与合作研究”一文中，也批评了与我同在经济所共事多年的三位学者。在“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中，点名批主评了与我交往甚密的茅于轼、樊纲、盛洪等学者。他们都表现了一个学者的应有风范，有人看后甚至鼓励我继续高举学术批评的旗子，保持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这是令人欣慰的。

　　在这个集子中，收入了几篇对《书评集》的书评。其中，朱玲的评论对笔者有关书评种类的看法提出批评。笔者从事和讨论的是学术书评，不是一般读者读后的随想和杂感式评论，但朱玲的批评仍然是有道理的，她指出了笔者的片面性。书评的种类很多，书评的写法也不拘一格，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与此相适应，书评的刊物也应该有多种，可以有不同的分工，有自己的领域、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作者群和读者群。有像《中国书评》那样严肃的学术评论刊物，也有像《读书》那样自由随想式的评论刊物，还可以有《读者》、《中外书摘》、《博览群书》、《每周书评》等刊物，还可以有像《纽约时报》那样的书评。要做好这一点，就餐需要培养一支从事书评的专业队伍。可惜，这一点尚未得到报刊编辑们的应有重视。

　　借着这个集子的出版，祝愿中国的书评事业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笔者也愿位次再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