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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
去年九月底，笔者接受北京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交谈中，记者提出一个问题：你今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不觉一楞。当时的回答虽然不甚满意，但也所言不虚。我是一个乐天派，不大愿意回首过去，特别是过去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总是喜欢向前看，不断地向前奔，不知后悔为何物，因而听到“遗憾”二字，显得有些诧异。过后仔细想来，遗憾之事有
三：前半生精力充沛之时，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全国只能有一个思想和一种声音，再加上自己幼稚无知，不能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干了一些蠢事和傻事。此乃遗憾之一也。四十岁之后，改革开放逐渐打破了一个个思想禁区，造成了相对自由的环境，有了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的机会，但却不得不为生计奔波，外界的压力和诱惑经常会破坏自由思考的心境。这是第二个遗憾。第三是我做事过于认真而又不善幽默，不能在一笑之间化干戈为玉帛，于此曾经带来一些不快，也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自己也曾想学会幽默，然而，本性难移，长进不大。
对于学者的成长以及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来说，独立思考、自由创造也许是太重要了。世界上各个学科中伟大的发明创造，哪一个不是自由思考和自由创造的产物？历史上学术繁荣、伟人辈出的时代，哪一个不是由于清明宽松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自由思考和自由创造的机会？相反，在那些政治压抑、思想禁锢的地方和时期，在人格扭曲的同时，智慧也会泯灭，自然很难产生什么匡世奇才和传世之作。可见，独立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表达、自由选择是学者成长和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我们目前的情况较之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可歌可贺的事情，但是，与完成我们民族肩负的历史使命所要求的状况还有很大距离，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还很多，需要大家，包括学者们在内的共同努力。
在现代社会中，大致有三个主要活动领域和三类人：一是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二是科研教育单位及学者，三是企业组织及企业家。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官员的目标是职位的升迁和权力的扩大，学者的追求是知识的增长和成名成家，企业家的目标是市场的份额和利润的增加。人们虽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地作出选择，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但以完全脱离前一领域为前提。根据我的观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面对信息爆炸、知识无限、变化多端的现实，心挂两头，劲用两边，一件事情也做不好。不仅如此，三个领域各有其道，各守其规，也各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在前两个领域，上下级之间的等级服从关系十分清楚，而在学术研究领域，自由思考、平等商讨则是其基本关系和基本规则，这与学术传承并不矛盾；学术成果的官方评价和社会(主要是大众传媒)评价虽然有其作用，不可忽视，但基本的仍然是学术评价和专家评价。三类人各显其能，各取其利，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也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以已之道、之规、之能、之利，干预和强求他人之事，强取和侵占他方之利，必然把事情搞糟，把秩序弄乱。结果是大家受损，社会受害。因此，要真正实现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一方面需要减少来自外界，特别是官方的干预，同时使学者们能够过上一种安定而体面的生活，另一方面，学者们也要有自知之明，需要明确自己的任务和局限，参与意识不可太强，更不能强使别人接受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学者的主要任务在于解释世界，改造世界主要是政治家、企业家的任务。学者有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的自由，政治家和企业家也有进行选择和作出决策的自由。只有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才能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只有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自己才能获得行动的自由。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仅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而且有加以拓展和发挥之必要，就是说，不仅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还要“已所欲，施于人”或“已所欲，勿施于人”，千万不能“已所不欲，施于人”。
作为一名学者，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是我多年的追求，并自信在这方面有所收获。究其原由，在于自己形成了一种宁静、淡泊、自在、超脱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
我不想当官，虽然在目前的中国，当官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而且也不乏这样的机会和条件。但是，我不愿讨好领导，看别人的眼色说话行事，对于领导我总是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以便冷眼旁观，对于他们的一些不当的讲话和决定，从不迎合，往往要提出不同意见，进行争辩和顶撞，因而以不听话闻名。也许由于这样，在一些方面吃了很大的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很多人为我鸣不平，而我则觉得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对于单位内外一些争权夺利、争宠吃醋的矛盾和斗争，我也不愿掺合，超然事外。我总觉得，这是浪费精力和生命。难道“文化大革命”中还斗得不凶，打得不够吗？
我也无意下海，这倒不是由于“君子不言利”之类的腐朽观念的影响，对此，我持批判态度。对于具有锐敏眼光和经营才能，能够通过创新捕捉各种盈利机会的企业家，则给予支持和赞颂。从本书收入的一些文章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但自己不为，是由于自知自己缺乏这方面的兴趣和才能。这样一来，收入自然少得可怜，月薪70张“大团结”，只够我和女儿的生活费。生活虽然清贫，但却无忧无虑，无怨无悔，过得很充实，也不乏乐趣。
我乐于从事研究和思考，这似乎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以思为志、以思为乐、以思为满足，因而，这个集子就取名为《乐思集》。但是，我有自知之明，非常清楚自己在学术上能够达到什么水平，没有什么过高的企求和奢望，只想能够延长自己的学术生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是传统经济学理论，知识结构比较陈旧，老一代人以此曾经有过辉煌，而在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如果再不注意知识更新，学术生命就会枯竭，学术活动也无多大意义，更难称得上学术创造。因此，从80年代中期，我就努力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注意更新自己的知识，只求有所前进，有所收获，不致掉队而已。对于同仁的进步，特别是青年人的成就，我总是怀着高兴的心情，给予应有的支持和必要的保护，同时真诚地与之切磋，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这也许是我在学术上能够保持青春活力，继续有所创造的原因。在这里，我既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和威胁，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安和自责，只是尽已所能，顺其自然而已。
收入《乐思集》的文字，包括笔者1989-1995年间写的一些经济学随笔和短论，就是在这种宁静、淡泊、超脱、自在的境遇中完成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和反映了这种心境。不过，随笔者，信手拿来，任意流去，自由轻松之为也。由于前述第三个遗憾，虽然其中一部分文章比较符合这样的要求，也有一些妙笔生华的文彩，但有一部分则比较古板，学究气较浓，缺乏一些清新活泼之气。对此，笔者本人也不大满意。近两年来，注意了这方面的学习，始有所转变。文集的编排先按问题作了一个简单的分类，再基本以发表或写作的时间顺序列出，其中几篇讲述经济学基本知识的文章排在有关部分的前面。这些文字也许对一般读者有些用处。收入的文章除两、三篇外，都是已经发表的东西，个别篇章经过编辑的删改，有伤原意，凡题注中带有★的，均按原稿排出。
我的研究和写作，多得夫人张双的理解和帮助。我的每一项研究成果的取得，都同夫人的支持分不开。我的执著往往以家人的某些牺牲为代价。我很少陪夫人和女儿逛商店，上公园，唱歌、跳舞更是稀罕事，再加上我缺乏幽默的天性，回想起来，确也不无遗憾。本书就作为我的一点心意，献给我的夫人。更何况其中关于残疾人事业的文章是她们的刊物通过她约我写的，我对这一特殊群体的了解和知识，都是从她那里或者通过她才学到的。此外，有些文章的写作，也是从她推荐给我看的一些材料中得到的启迪。当然，本书的出版还要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及先生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盛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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