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成功的要素和方法

　　张曙光

　　杨建龙博士的论文《关于外商投资与外资政策的博弈分析》(以下简称《分析》)，是一篇做得比较成功的博士论文。作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外商投资中的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为中心，构造了一个博弈分析的理论框架，不仅对东道国外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出了有效的解释，弥补了现有理论的缺失，而且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和东道国的 引资行为及其互动关系作出了统一的说明，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跨国投资理论。在这篇评介中，笔者不想简单评述作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只想以《分析》为蓝本，讨论一下做好博士论文的几个方法问题。

　　1、选取分析角度

　　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全部或其中的某个方面和部分)进行的观察和思考。而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其观察到的现象和问题也不完全相同，作出的理论思考和解释也就不大一样。于是就形成了不同理论的分野。因此，选取一个已有的分析角度，只能对已有的理论作出补充和完善，而选取一个新的分析角度，就会有新的突破和理论发现，并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也许是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反复证明的一个普遍事实。对此，笔者曾经有过许多论述(1996，1999)。《分析》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很好的例证。

　　跨国直接投资是投资者和东道国共同参与的国际经济活动，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和东道国的引资行为是同一经济活动的两个方面。从不同角度考察，这一活动所表现的内容就有很大的不同。既有的跨国直接投资理论，不论是企业优势理论(海默，1960)和内部化理论(格雷，1978，1982)，还是区位理论和作为企业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区位理论三者综合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1977)，以及动态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佛农，1966)，都是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的，而且是从个别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的。东道国只是作为理论分析的背景和前提而给定的，并未进入分析的框架之中。即使在区位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东道国的区位因素(诸如劳动力成本、市场状况和东道国政策等)被纳入分析，成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一个因素，但东道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被动接受者，既无法影响投资的选择和决策，也无法改变投资者的行为。因为，从投资者出发，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投资者为什么到国外去投资？到哪些国家去投资？因而，这一分析基本上是以投资收益的分配为既定，而以投资收益的创造为中心，集中考察跨国直接投资的原因和流向，一般不考察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后者作为企业的最大化决策，是投资理论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并不构成跨国直接投资理论的特殊问题。因此，现有的跨国直接投资理论，不仅主要是一种微观分析，而且基本上是一种供给决定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其解释能力也很有限。

　　从东道国的角度切入，所提出的问题主要不是投资能否为外商创造收益，而是东道国能够在投资收益中拿到多少？不是外商到哪个国家投资，而是东道国能够得到多少投资以及得到什么样的投资？因而，与从投资者的角度切入不同，首先，这一分析是以投资收益的创造为前提，关注的主要是投资收益的分配，在这里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就成为考察的中心。其次，考察的方式不是前述的微观分析，而是以厂商分析为基础，对在某东道国的外商投资作宏观考察，因而与东道国对峙的不是个别投资者，而是向该国进行投资的所有外国投资者(包括实际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再次，由于投资的规模和质量是由供求之间的竞争决定的，于是，投资者和东道国的行为选择，都会进入考察者的视野，投资的决定既是投资者的收益最大化决策，也是东道国的利益最大化选择，因而是二者博弈的均衡解。这也会对分析方法提出新的要求。

　　现有的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其所以从投资者的角度切入，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从实践来看，跨国投资是随着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发生和扩大而发展的，虽然它曾经与列强的侵略和扩张密切相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跨国直接投资的决策仍然是投资者的个人行为或企业决策，而非政府行为和政府政策，因此，理论的观察和解释自然是从投资者出发的。从理论来看，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在微观分析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借助于这些工具对跨国投资行为的分析，从投资者切入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分析的重点自然是投资者投资收益的创造和获得。发展经济学是从发展中国家出发来研究其经济发展的，钱纳里等人的“两缺口”模型(1966)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引资需求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是，由于缺乏东道国的行为分析，并不能从东道国的角度对跨国直接投资作出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此所作的考察大多是从东道国出发的，但是，由于实践的需要，主要是从政策层面和操作层面讨论的，再加上理论基础和专业训练的不足，也就难以建立起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分析》的作者看到了以上理论的不足，一方面放弃了现有跨国投资理论从投资者出发的分析角度，另一方面又坚持了其分析方法；一方面坚持了“两缺口”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分析角度，另一方面又补上了其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以东道国外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中心，对跨国直接投资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作者对所论问题的基本把握是准确的，这是其取得成功的原因。但对现有理论的评述是比较简单的，有一些重要文献尚未提及，这从《分析》的文献索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评述时，不仅要指出它们的不足，以确定自己的前进方向和开拓范围，而且要注意发现它们在自己所论问题上作出的提示和暗示，以扩大自己理论创造的基础和依据。就以区位理论而论，有区位的宏观考察和微观考察，《分析》只是提到前者而没有注意到后者，自然也就不会作出区分，因而对自己考察的宏观定位也未有明确揭示。

　　2、设定分析前提

　　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其中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就是要提出相关的理论假定，设定自己的分析前提。这是理论创造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无从谈起。因为，设定恰当的理论假定和分析前提，一是可以明确本项研究的理论背景，确定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传统内讨论问题，二是可以据此划定分析的范围，提出本项研究所要解答的问题；三是可以据此选择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因此，只有在前提设定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型，开展自己的逻辑推演和理论分析。那种没有前提假定的种种议论虽然有其价值和意义，但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是难以看作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的。

　　理论假定的提出和分析前提的设定必须是既有现实性，又有一般性，而且是易于处理的。非现实的前提假定，根本不可能成为理论建构的坚实基础；不重要和非基本的前提假定，也可能使作出的理论解释出现严重偏差和发生重大失误，或者只能解释特殊的个别现象，而不能说明更普遍的问题；而易于用经济学的方法加以处理，则是建立有效的分析框架的重要一着。因为，既现实而又一般的重要前提假定，如果不能用经济学的规范方法加以处理，对于理论分析的目的来说，仍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当然，一般来说，重要而现实的假定，总是可以找到易于处理的方法的。关键在于作者的理论基础、专业训练和方法掌握是否扎实、精到和娴熟。

　　跨国直接投资既然是外商投资者和东道国共同参与的一种经济活动，那么，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角色的参与和作用，都不可能对此作出有效的解释和说明。虽然《分析》是从东道国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的，但必须对二者的行为给予同样的重视和作出必要的考察，看看它们是如何为着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决策和采取行动的，互相之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和矛盾，这些矛盾是如何发生又如何解决的，二者之间的合作是如何展开的。因此，对投资者和东道国及其行为的设定和考察就成为《分析》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和前提。这种对互动行为的考察也决定了其所采用的分析工具是博弈论的方法；后者又反过来为其前提的设定提供了方便。

　　围绕着跨国直接投资，不仅有多种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如不同的投资者及其母国政府、不同的东道国及其地方和企业，而且会发生一系列的经济关系和利益矛盾，其中主要有，作为总体的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个别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投资者与母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母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东道国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等。为了从东道国的角度考察跨国直接投资，就必须紧紧抓住作为总体的外商投资者和总体意义上的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而将其他关系予以舍象，只在必要的时候再引入舍去的因素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对参与博弈的两个行为主体作了进一步的界定，描述了它们的行为方式，一方面说明了它们最大化的行为目标，另一方面分析了它们的行动空间和博弈策略。这样，不仅明确和规定了本文考察的重点，而且为后面的博弈模型的建立和分析创造了条件。

　　既然是从东道国的角度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的投资愿望和投资能力就是给定的，其他投资方式的选择也是不予讨论的，它们均与东道国无涉，是由投资者单独决定的，这是现有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讨论的对象。而投向何处和如何投资，如规模、时机、股权安排、利益分配等才是与东道讨价还价，进行博弈的主要内容。于是，《分析》抽象出投资规模和投资质量两个概念，将其作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主要内容和与东道国博弈的主要手段。无论是从投资者的角度，还是从东道国的角度，投资规模问题都是清楚的，是经济学的方法易于处理的问题，而投资质量却不那么简单，包含着一系列难以量化的因素。《分析》将投资质量定义为，一定时期内，“前来东道国投资的所有外商投资，除去投资规模以外的其他所有投资决策所决定的对东道国经济贡献能力的大小”。这一界定是从东道国的角度来观察的，是以对东道国的利益贡献大小作为判别标准的，其优点在于，一是概括性较强，包括了除投资规模以外所有的投资决策，如投资结构选择；投资质量就可以看作是投资结构的一个函数，或投资结构在东道国收益集合中的映射。二是解决了质量问题通常所具有的不可通约性，使其可以作定量处理，从而纳入经济分析的轨道。

　　从东道国的角度考察跨国直接投资，不仅要对投资者作出界定，而且要对东道国本身作出描述。在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博弈中，东道国可以自主掌握和进行选择的是各种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法规，这也是一个内容复杂、形式多样、很难量化处理的对象。然而，对于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说，任何一个政策和法规不是形成激励，就是形成约束，据此，《分析》在全面考察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将其概括为“优惠程度”和“开放程度”。这是东道国政策取向中两个基本的方面，前者与激励相对应，后者与约束相匹配，同时假定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共线性”，于是形成了一个政策选择的二维空间，使之成为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处理的对象。

　　3、建立基本模型

　　在提出理论假设和设定分析前提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个理论模型，这是理论框架的核心部分。

　　模型分析的作用不在于向人们提供到处适用的普遍真理，而在于明确地指出，在什么条件下，某些特定的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因此，建模的过程是，从提出的理论假说出发，理清问题的逻辑联系，恰当定义有关参数和方程，用适当的数学工具描述出有关经济现象和过程的内在联系。一个有效的理论模型，一方面需要在最抽象的层次上将最基本的经济关系揭示出来，另一方面，要为模型的进一步扩展留下空间和通道。

　　要把最基本的关系在最抽象的层次上揭示出来，就需要将次要的现象舍去。由于最基本的关系也是贯彻始终的东西，在一开始最原始的形式中就能够找得到。由于抓住了基本事实，又合理地舍象掉次要的事实，当说明了基本关系以后，模型的扩展也就有了可供选择的途径。这也许是历史的分析和逻辑的分析能够统一起来的基本原因。

　　《分析》采用了博弈分析的方法，因而在界定了博弈者及其策略以后，就要建立一个博弈模型。从博弈论的发展来看，通常是循着从零和博弈到非零和博弈、从完全信息博弈到非完全信息博弈、从静态博弈到动态博弈的路子前进的。因而，基本模型自然是一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根据前面的设定，围绕着跨国直接投资，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博弈各有两个策略，而博弈开始首先是投资的有无和多少的问题，而不是质量的好坏问题，东道国的条件也决定了其只能从制定优惠政策而不是改善投资环境入手来引进和利用外国投资。于是，《分析》暂时舍象掉投资质量和开放程度，集中讨论优惠政策与外商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利用外商投资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通过博弈双方的收益分析，给出了外商和东道国的行动模式和反应函数，并求得了博弈均衡解。由于这一博弈均衡的结构和特征与“库尔诺均衡”的双寡头产量竞争模型非常相似，作者将其称为“利用外商投资的库尔诺均衡”模型。并通过模型分析，提出和说明了东道国制定和实施外资政策的基本原则。

　　不仅如此，鉴于围绕着外商投资的博弈过程，以签约为界是一个两阶段的博弈，前一阶段是东道国先动，后一阶段是外商先动，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建立了利用外商投资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由于该博弈过程的行动模式和均衡特征与价格领导情况下的双寡头价格博弈所形成的“斯坦克尔博格”均衡十分相似，作者将其称为利用外商投资的“斯坦克尔博格”均衡模型。

　　4、进行逻辑实证

　　基本模型建立以后，进一步的工作就是要进行逻辑实证分析，从理论上再现现实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从一个方面看，这一分析是基本模型的进一步扩展，从另一个方面看，是逐渐放松原来的假定，将舍象掉的因素一一引入，因而理论实证的过程就是理论分析一步步接近经验现实的过程。

　　做好理论实证，一是要根据抽象的层次确定好推理的步骤，二是要保持前后逻辑的一致性和内洽性。抽象层不清，推理步骤就会出现混乱，不是发生逻辑跳跃，就是出现逻辑矛盾。逻辑不能一贯到底，理论也会出现毛病，难以对现实做出有效的解释。在思路的清晰、推理的严密和逻辑的内洽性方面，《分析》的表现是相当优秀的。

　　作为市场交易过程，利用外商投资的博弈必然包含着市场交易的四大要素，即需求、供给、交易价格和交易数量。基本模型包含了所有要素，但都是在高度抽象的形式上出现的。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从这些方面展开。

　　从需求方面看，基本博弈模型虽然对投资规模的决定提供了一种解释，但这样决定的投资需求规模是不是东道国引资的“适度规模”，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建立在“两缺口”理论基础上的种种模型，由于只限于总量分析，没有区分外商的类型和投资的质量，特别是仅仅从东道国的需求出发，未考虑投资者的反应，同时忽视了引资的成本，因而也无法对此作出恰当的解释。有鉴于此，《分析》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被舍象的投资质量问题，考察了东道国的资本吸收能力和引资成本，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根据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作者恰当地定义了“适度规模”是东道国从引资中获得最大收益时的需求规模，为这一讨论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标准。由此出发，首先指出，实际的引资需求不是“两缺口理论”所决定的原始规模，而是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外资吸收规模。接着，定义了引资成本，将优惠政策作为引资成本的一个项目，给出了成本函数，并将成本函数引入引资需求决定，指出东道国对外资的最优需求小于吸收能力所能容纳的引资规模。进而，作者讨论了外资质量对东道国收益的影响，给出了东道国收益函数的完整形式，对影响东道国外资需求的因素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解释。

　　以上的分析虽然引入了投资质量的因素，但这一因素的决定取决于供给方面的情况，因而，在从需求方面所作的讨论中，外商投资的质量问题仍然是外生给定的，要将其引入模型，内生地加以决定，必须从供给方面加以分析。为此，作者放松了前述关于外商投资者是无差别的均质体的假定，将其按投资质量划分为“政策偏好型”和“环境偏好型”两类，并通过投资环境和东道国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之间的函数关系，建立了投资质量的决定模型，描述了东道国与两类外商投资者之间的博弈，说明了东道国改善投资环境的最优努力水平取决于各该国家的资本缺口及其收益系数。

　　《分析》至此，已对优惠政策作出了比较充分的解释，但对开放程度一直未予涉及。因为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是一种双刃剑，其收益集中体现在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能力方面，其成本不仅表现在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割让，而且表现在市场和发展机会的丧失、受外商的控制等方面，因此，东道国总是设法控制对外开放的过程。于是，作者暂时舍去政策因素，将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的问题，转化成东道国如何通过控制开放程度，来确保民族经济的竞争实力和长期发展，进而实现利用外资收益最大化的问题，建立了东道国最优开放程度的决定模型，揭示了最优开放度与资本缺口和民族经济实力成正比，并求解了开放程度与民族产业经济实力之间的互补弹性，说明了东道国制定开放政策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将前述的分析综合起来，探讨了东道国优惠政策和开放程度的共同决定问题，构造了一个包括四个象限的博弈分析模型，对本文的讨论作了一个简洁而精彩的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者的推理过程和逻辑联系无暇可击，但美中不足的是，既然可以将外商投资者分解成两种类型，使投资质量的讨论深化一步，也可以将东道国加以分解，分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建立二者之间博弈的模型，并通过利益的分配和争夺，解释引资规模、引资成本和引资收益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也是东道国制定和实施利用外资政策中的重要问题。由此甚至可以开拓出一些新的探索空间和理论方向。作者虽然提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也提到了就这一问题所写的文章，但未将其模型化引入《分析》的框架之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5、作出经验检验

　　《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说，建立了分析模型，进行了逻辑实证，得出了自己的理论结论，这些理论的真理性还有待于经验检验。这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通过经验检验而不被证伪的假说，才具有暂时的真理性，才可以称得上是理论。

　　进行经验检验的方法可有多种，既可以是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也可以是个别案例的深入剖析，还可以是对过程的归纳描述。其目的在于验证理论对已知事件的解释能力和未知事件的预测能力(弗里德曼)。不论采取何种方法，关键是要根据该种方法的要求作细作好。从这一点来看，《分析》的缺陷是比较明显的。作者过多地运用了归纳描述的方法，但有些地方的描述与其设定时的讨论差别不大，很难称得上是一种经验检验。在第4章，作者对我国外资的适度规模作了计量分析，但也过于简单，只是建立了一个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一元回归模型。对投资质量问题的检验也许是最不成功的，不是作者尚未找到恰当的途径把理论概念转化成可以计量的指标，因而资料的获取和处理还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就是作者的理论抽象还存在某些问题。总之，在这方面的工夫下得不够。这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

　　参考文献：

　　1，张曙光，《企业理论创新及分析方法改造——兼评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国书评》，1996年5月号，总第10期；收入《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2，张曙光，《推进实证和融入主流——答谢周其仁和张军博士》，《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夏季号，总第18-19期，收入《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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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H 钱纳里和A 斯特劳特《外国援助和经济发展》，《美国经济评论》，1966年9月号。

　　9，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