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成就与治学精神

　　张曙光

　　盛斌的《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篇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我国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开创性著作，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在论文成功的背后，是作者严谨的学风和认真的治学态度。在世风日下和学风败坏的情况下，这也许是比论文的成就更为重要、更为珍贵、更值得褒扬的东西。笔者的评介就从这里谈起。

　　1， 治学精神：勤奋、严谨、踏实、认真

　　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这也许是在此之前无人敢于涉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贸易政策是一个公共产品，而且是一个特殊的公共产品，其制定虽由政府选择和决策，但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不仅涉及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而且涉及到政府的各个部门；不仅涉及到各个不同的厂家商家，而且涉及到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群体，诸如工会、商会、消费者等；不仅涉及到国内的各个机构和人士，而且涉及到国外的各个方面，包括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各国厂商和各个利益团体。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对象能够全面把握、深究其里、条分缕析，实在不易，能够有所前进和有所创造就更加困难。没有攻克难关的坚强意志，不下一番若功夫，是不可能完成的。

　　其次，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门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既涉及到经济学和贸易理论，也涉及到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既包括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包括很多重要的实际问题，有的甚至涉及到政策艺术之类的东西，要对此作出恰当和独到的分析，既要把握有关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又要深入观察贸易政策的决策实际及其具体运作过程，对各个行为主体的互动和博弈情况有透彻的了解。这也是学养不深、基础不牢、训练不到的人无法做到的。

　　再次，如果说对于中国贸易政策决策进行实际描述和理论分析相对容易的话，那么，要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和经验检验则要困难得多，这里不仅有通常遇到的所用资料的可获得性问题，还有对于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的掌握和运用的问题。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学者来说，这两个问题都是不易解决的。在中国现行制度条件下，贸易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这方面的资料很多还处于保密状态，否则，我们为什么至今只能从国外取得有关中国加入WTO谈判的有关资料。至于计量分析困难也许不在于对方法的掌握，而在于如何针对中国的实际选择恰当的计量指标和计量方法。一般来说，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训练不够，笔者在前两篇论文的评介(2000)中明确指出了这方面的缺陷。

　　然而本文的作者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困难，作出了自己的创造。文章结构框架和条理之清楚，逻辑思路之明晰，分析论证之充分，方法运用和资料处理之纯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说明作者不仅具有札实的理论功底和良好的专业训练，而且理论文献的梳理和评述，实际资料的积累和加工，分析方法的把握和运用，做得相当精细和用心，在重读该文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曾经读过一遍)，我的确为作者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所感动。这里，我想高呼一声：此举实不易，愿君能长久；自有后来人，更上一层楼。

　　对于作者治学态度的上述评价，笔者不想多费笔墨，只想举两个例子略作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为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开始自己的研究，作者对已有文献的掌握和运用，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不仅注意了解本领域的中文文献，而且更努力把握本论题的外文文献。作者列出的中外文参考文献达280篇之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列举参考文献之多，而在于是否真正读过和是否与本项研究所讨论的问题真正相关联。自从国内开始实施参考文献制度以来，有些人也在文后列出了一些参考文献，但是，有的与其讨论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有的还有搞错的地方，看来在这方面也发生了假冒伪劣的问题。然而，本文的作者与此不同，所列参考文献不仅是自己阅读过的，而且是与本文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的。这一点集中表现在第二章的文献评述中，就是从篇幅最短的第七章和第九章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第七章作者为了建立中国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模型，首先评述了Branstter和Feenstra建立的分析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治过程模型，既说明了它对Grossman和Helpman方法的发展和对中国现实的解释能力，又指出了它在制度前提假说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认为中国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但贸易政策决策仍然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范畴，因而模型中出现的应是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从而为建立自己的模型和确定模型参数奠定了基础。而在建立起自己的模型以后，又将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政策结构参数与已有文献中相应的模型相比较，既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同异之处，也表明了作者的前进和创造。在大约一万字的内容中(很多是模型公式)，引述有关文献20多处。在第九章第二节展望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时，短短的五、六千字，引述的文献将近40 处。可见，作者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地对待自己列示的参考文献的。

　　第二个例子是，且不说正文的分析和讨论，作者为了说明自己的论题，共制作了16个专题、34个图示，54个表格和数据附表，此外还有数百个注释。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资料翔实，数据丰富。这项工作的完成，决非一日之功，没有一种对学问的认真、负责和虔诚的态度，对这种事情是连想都不会想的。为了做好这些事情，作者除翻阅大量文献外，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和手段向他人请教。例如，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贸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之一R. E. Baldwin长谈，请教方法论问题，与联合国统计处Karen Cassamajor女士联系，取得了统计标准转换对照表，通过电子邮件从世界贸易组织Anne Jeffery女士和Peter Werner先生处获取实证分析文献和关于中国加入WTO工作组的报告，以及利用在哥本哈根商学院作访问学者的机会和条件，对文章所作的多方面的补充和修改。这一切都表现了作者对待学问专心致志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2， 论文贡献：理论、方法和政策实践

　　前已指出，本文填补了国内有关贸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其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讨论以下三点。

　　首先，关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文献评述。

　　笔者曾经多次高度评价过文献综述在理论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1996)，但是，时至今日，在这方面下功夫的人不多，很多人认为这是"小儿科"、"初级班"，不大愿意作这种所谓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因而，在国内的理论刊物上，我们很少看到象样的理论综述文章。其实，作文献综述本身就是从事研究，而且是最基础、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本文的文献评述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在文献评述中，作者概述了贸易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提出、研究现状、基本观点和方法、以及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脉络、特点和结论。不仅给尚未涉足或刚刚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一个总体概貌和一个进入指引，而且成为本文创造的基础。不论是本文框架结构的建构，还是本文创新观点的提出和阐述，都是由此出发的。比如，作为本文中心内容的四、五、六章就是从这种评述的启示中自然得出的，其创新之处在于，在这个框架中装进了中国的故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对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这样就描述和勾勒出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总体框架结构，并从政府目标和权威、国内利益影响和外国政府及国际贸易制度约束等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他们的行为动机、行为方式和行为绩效。

　　其次，关于中国贸易政策决策因素和过程的分析

　　作者对于中国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是切合实际的。从这一描述和分析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影响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因素，而且可以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可以发现它们在贸易政策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观察它们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变化，进而揭示了中国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不同一般和其他国家的特点。

　　文章根据贸易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中国的实际，不仅描述了中国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和政府过程，而且把影响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因素分为三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分析。这里有几点讨论是值得特别提及的。一是作者从政治体制的性质决定政策决策的制度结构出发，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依存市场的集权主义"和"国家战略主义"。政府目标和国家利益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通过贸易发展规划、贸易发展战略、贸易控制方式、政府产业政策、国家经济安全、国际收支平衡以及非经济目标的确定和实施表现出来。二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结构和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有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机制，并对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日益增大，但在目前条件下，中央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对贸易政策决策的直接影响力相当明显，而非行政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则是分散的、间接的和边际性的。进而明确特指出，在中国分散主义是有限度的，其协调意义重于制衡。三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集体行动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明显增大，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即加入GATT/WTO多边体制的谈判，在APEC区域贸易组织内的复边协商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与主要贸易国(如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及其解决，并指出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中国贸易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贸易自由化推进的程度，是与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四是把上述几个方面综合在一起，明确指出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过程是一个多层面、多方位和多维度的机制，而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各方面相互博弈和妥协形成的均衡，恰当地分析和估计各个层面、各个方位和各个维度在贸易政策决策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度，就能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作出科学的实证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盛斌的文章从理论上再现了这一丰富多彩的博弈过程。

　　再次，关于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结构的经验实证

　　前已指出，认真的有理论假说的经验实证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很大一部分人都喜欢宏观叙事，不愿意做札札实实的调查研究、资料搜集、数据处理和经验检验，更何况对象贸易政策决策这样复杂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而盛斌关于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结构的经验实证，确有其独到之处。

　　如果说前面几章分析的结论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过程提出了一种理论的解释，这种解释的真理性和解释力究竟如何，是一种尚未得到验证的猜想和说法，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种理论的假说，因而进一步的假说检验就非常重要。然而，要进行经验检验，就需要把上述的理论假说模型化，构造出相应的理论假说模型。作者通过文献评述和理论分析，认识到现有的贸易政治经济学模型都是建立在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础上的，其基本特征是分权制衡原则和利益集团的专业化活动。而中国政治体制和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quot;依存市场的集权主义"和"国家战略主义"，它主要是从供给方面反映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专有要素模型和特殊形式的政府目标函数构成该模型的核心。据此，作者构造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把贸易政策变量的"最优"决定归结为反映国家福利分配和利益影响的一系列外生参数，并从中提练出模型中的两个政策结构参数b和q。前者为资源禀赋(劳动和特殊要素)的收入相对于关税转移支付和消费者剩余的权重，表明政府对生产者或消费者利益重视的程度；后者为政府赋予不同部门i的特殊要素收入(利润)的权数，它从政治供给方面反映了政府对不同部门发展的"战略倾斜"程度，从需求方面反映了不同行业对政府进行游说和影响力的差别。这就为其进行数据处理和实证检验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框架和方法。

　　作者对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所做的回归估计和结果分析是非常认真和仔细的。不仅建立了四个理论假说模型，即国家利益假设模型、利益影响假说模型、混合模型和贸易自由化模型，而且利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三个年度的实际数据分别进行模型回归，对理论假说模型进行了检验。得到的结论是：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利益影响模型"的效果则是边际性的和不稳定的，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改善收入再分配的"国家利益模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应用后向法和合并数据法估算的"混合"模型也基本上印证了这些结果。最后，贸易自由化实证模型表明，中国削减关税的进程比以前更加激进，并体现了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所承受的巨大外部压力。

　　3， 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作者在论文的结论和前瞻中，对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提出了四个方面，即贸易政策的时间序列和周期变化，政府行政机构的能力与贸易政策的选择和执行，贸易自由化的前景和结构调整，贸易保护成本的测算和分析。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和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只想提出几个重要的问题与作者作些进一步的讨论。

　　1)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关系。

　　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历来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的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二者缺一不可，彻底的自由贸易和完全的保护贸易都只存在于贸易理论的抽象中，而在经济政策现实中，却是二者的某种程度的结合。这是由二者的内在联系决定的。笔者曾经明确指出，自由贸易决定了贸易利益的创造，保护贸易决定了贸易利益的分配，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的统一和均衡决定了现实的贸易状况(1996)。不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贸易利益的分配也包括有两个方面，一是贸易利益在相互贸易的国家之间的分配，因为，贸易保护的方式和程度会通过改变贸易条件而改变贸易利益的国别分配；二是贸易利益在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因为，不同的保护方式和程度会改变不同集团参与贸易的情况。这两种利益分配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之间的分配决定了国内不同集团之间分配的总量，而国内不同集团之间的分配又制约着贸易利益的创造，反过来又影响到国家之间的分配。所谓贸易政策决策，实际上就是对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结合程度及其具体结合方式的选择，而参与决策的就是参与这两种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过程的个人和集团。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些集团对这两个过程的影响力及其在总贸易利益中所能分享的权重。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的分析包括了上述的内容，因而是有道理的。但是，文章在作理论讨论时，并未十分明确地从这里提出和说明问题。这也许是该文不足的方面之一。因为，如果能够从这里提出问题，第三章的分析框架也许不是从一般的经济决策出发，而是从贸易政策决策出发，一般的经济决策只是贸易政策决策的叠加和放大而已，或者说，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重要而又相当典型的案例。这样，本文的逻辑结构也许会更加完美和更加合理。

　　2) ，关于垄断性部门和竞争性部门在贸易政策决策中的作用及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时，为了检验已经提出的理论假说模型，作者提出和设定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解释变量。如在保护和发展战略产业的政府目标假说下提出的自变量有工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竞争力指数、用汇集中度、虚拟变量和非关税壁垒的频数比等；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收入再分配的政府目标下进行回归的自变量有非富余职工的比重、非熟练劳动力的比重、51岁以上职工比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职工比重、平均年报酬和就业人数占工业职工总数的比重等；在检验利益影响假说模型时选择的自变量指标包括厂家数目、出口外销比、进口渗透率、资本密集度、利税总额、国有企业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中外方的股权比、地区集中度和最终消费的比重等。指标不能说少，也不能说不全。但是，有一些分析也许更有代表性。其中竞争性部门和垄断性部门的关系就是其中重要一例。作者并未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

　　笔者提出这一问题是从我国加入WTO的现实出发的。对入世影响的分析，给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基本结论，即在忽略我国反应的假定条件下，受影响最大的行业是那些深受政府控制和保护的行业，特别是一些行政性垄断的行业，而有利的行业却是那些经过竞争"洗礼"的行业。如果作出进一步的推论，那么至少从行业的层次上看，入世的后果是竞争的充分性和公平性的函数，即竞争越充分和公平，入世的有益性就越能得以体现，反之则反是(张曙光，赵农，2000)。虽然这一因素在某些方面与所谓主导产业和国有企业有些重合，但它会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使得在进行理论的描述和分析以及经验实证时更能反映中国的实际。

　　3) 关于政府竞争 中利益的协调和制衡、以及行为的规范和创新

　　在中国贸易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中，充满了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既包括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也包括地方与地方之间以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横向竞争，既包括正当的竞争，也包括不正当的竞争，既包括对规则的竞争，也包括既定规则下的竞争。作者在第五章中对此作了很多分析，但角度是集权和分权、及其在总体决策中的影响力和权重。如果从政府竞争的角度来考察，也许会发现一些新的故事，形成一些新的认识。

　　例如，关税减免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为了鼓励某些部门和地方的发展，国家制定了关税减免政策。一旦此门一开，各个门纷纷提出自己的减免要求，于是关税税则委员会的一些会议，平衡各部门的关税减免事宜成为中心议题，以至出现了一些互投赞成票的现象，如果将1994年关税减免的内容列示出来，共计有19个部门的数十项内容(张曙光等，1998)。至于各级地方政府则根据各自的需要，自行决定减免的方面。于是形成了关税减免的政府竞争。这种竞争不仅造成了中央收入的流失，而且扭曲了关税的作用。这种竞争的不利后果积累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加入WTO的压力，就导致了关税减免政策的统一和进一步透明化，从一事一议的内部讨价还价过渡到对外统一的关税自主减让。

　　再如，走私和反走私，作者是从特殊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讨论的，这也是政府间恶性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一个有趣的案例。在一般情况下，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始终存在，走私是走私分子的不法行为，既无法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也没有普遍的政府背景，但是，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表面上看，走私是一些不法之徒的逐利行为，实际上，大规模地走私都有着政府间竞争的背景，党政军机构的一些挂靠公司成为走私主力，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行为成为其泛滥的条件。中央政府大规模的反走私斗争，一方面是维护中央的财政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净化和维护贸易秩序。因而，其实施不仅要针对走私者的不法行为，而且要釜底抽薪，从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入手。党政军机关与所办的公司和挂靠的公司彻底脱钩，其意义在于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1， 何梦笔，2001，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天则内部文稿系列》，第1期。

　　2， 张曙光，1995，企业理论创新及方法方法改造--兼评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收入《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3， --，2000，货币供给：外生性和外生性的比较，宁咏著《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假设和经验事实》(主编评介)，经济科学出版社。

　　4， --，2000，博士论文成功的要素和方法，杨建龙著《关于外商投资与外资政策的博弈分析》(主编评介)，经济科学出版社。

　　5， 张曙光、张燕生、万中心，1996，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第11期。

　　6， --、--、--，1998，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China，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DC(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版。

　　7， 张曙光、赵农，迈向公正规则下的竞争性经济：加入WTO及其应对方略，《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顾问报告》，2000年第6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