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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
在Z省，有几家办得不错的股份制民营城市信用社，它们以个体私营企业为服务对象，生意做得既灵活又是红火，它们根据客户的方便安排营业时间，随到随办理各项业务；它们办理的业务不论大小，只要客户需要，三、五万元的贷款生意也做；它们的客户经理经常与客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效地解决了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一笔贷款从提出到
审结批准的时间很短，得到了客户的满意和赞赏；它们的风险管理也很有效，不良资产只有2%左右；它们的经营效率很高，发展也很快，其规模超过了当地的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去年，政府和金融当局提出和批准其中的一家成立城市商业银行，条件是并购当地净资产为零的七家城市信用社。12月中旬，在筹建工作全面完成，即将挂牌庆祝的前夕，笔者前去考察。主人请我题词，我思考再三，特意题写了如下两句话：“保持民营金融本色 办成一流商业银行”。
今年初，有一天，主人突然打电话给我，提出要我修改题词，删掉“民营”二字，理由是有官员对题词中的民营二字有看法。我想，如果不是事关该银行能否成立的大事，主人也不会打电话给我。于是，我做了如下的回答。
此事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你们可以与官员讲道理，首先告诉他们，这是学者题词，不是官方文件，写什么不写什么是学者的自由，难道我的题词还要官员批准不成。其次，可以说明，民营金融既符合你们的实际，也代表了今后的方向，是你们的看家本领，过去靠它而发家，今后还要靠它才能办成一流商业银行，难道要丢掉民营金融本色，而去承继国有金融的陋习和传统吗？二是如果道理讲不通，我也无意放弃自己的观点，更不会删去民营二字而另题一联，这是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人格和尊严，你们可以将我的题词撤销，权当没有此事。
此事就此了断，但却引发了我对金融改革中某些议论的进一步思考。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非国有经济的规模早已超过了国有部门，在中央的文件上，甚至一些法律条文中，也承认了民营经济的合法存在，但是在金融业，民营金融始终处于非法地位。尽管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很快，但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很小，去年企业从国内外股票市场上筹得的资金只有千多亿元，不到银行贷款增加额的10%。可见，目前的资金供给仍然主要依靠间接融资，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处于垄断地位，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基本上是国家控股或者变相的国家控股，城市信用社被强制合并为城市商业银行，实际上成为地方国有企业，农村合作基金全部关闭，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至今仍然没有相应的融资渠道。难怪，占工业增加值30%以上的私营个体企业，只能得到信贷资金的1%。在农村中，银行信用社提供的贷款约占农村资金的25%，70%左右的资金是由所谓非法的民间金融提供的。更有甚者，一些私人出资在农村搞的小额信贷扶贫和植树造林之类的活动，最近也接到了官方和金融当局要求停办的命令。由于国有金融满足不了农村经济活动的资金需求，于是高利贷乘虚而入，据有学者调查，农村私人借贷的发生率达成95%，高利借贷的发生率达63%，四分以上超高利借贷占25%。
特别是正式加入WTO以后，各部门都制定和公布了对外开放的时间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明显加快，外资银行把目标对准中小金融机构，纷纷参股和合作，汇丰等已持有上海银行18%的股份，国际金融公司也参股南京商业银行，近日又传出外资与民生银行、北京市商业银行等商谈合作的消息，外资银行经营外币业务已经完全放开，在上海和深圳特区也可从事人民币业务。但是，对内的金融开放迟迟未动，且管制有进一步强化之势。这就颠倒了开放的次序。
最近，首都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种言论，有人将民间金融贬为“草根金融”。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些金融理论家和管理者的心态，也给这种情况提供了一个解释。什么是金融，它是怎样产生的？简言之，信用一旦可以转让和交易，就产生了金融，它是人类合作秩序跨越亲血缘纽带的局限扩展的结果，而未经人工雕做自然生发的“草根金融”正是市场经济在人类发韧之初的当代翻版，既无卑溅之处，也无蛮荒之态。一些人满脑子的建构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经济形态要靠车钳铣刨锻铸打磨才能有效运行，不仅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而且也许连什么是金融都没有搞懂。如果说民间金融是“草根金融”，那么，由政府精心培育、百般呵护的国有金融，就其生存和竞争能力而言，岂不是“盆景金融”。一个经济社会的绿荫福祉全部托付给几个“盆景”，这是相当危险的。传统中国农村发展起来的商业文明承载过高风险的金融业，当年晋商票号在发展之初也可以说是“草根”，但它的银票可以广泛流通，西至圣彼得堡，东达神户，其信用之好，效率之高，并没有国家的庇护和照顾，今天烂帐成堆的国有金融系统怎能望其项背。
很多人一提到民营金融，马上就与金融风险联系起来，政府及金融监管当局对民营金融总不放心。实际上，在民间的商业往来中，很多人是讲信用的，是有道德约束的，除了那些捞一把就走的人。当然，这不是说民营金融没有问题和风险，有的负债率过高，有的呆坏帐过多，最近，一些地方也发生了挤兑风潮，但是与国有金融积累的巨大坏帐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可见，中国金融业目前的主要问题和风险不在民营金融，而在国有金融。这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之剑”。也不是说民营没有不讲信用的问题，没有金融欺诈，但这绝不能构成取缔民营金融的理由，就像不能因为市场出了问题就不要市场经济一样。其实，即使在发达和正常的金融市场中，这种情况也无法幸免。不仅如此，民营金融中出现的问题，恰恰是政府监管当局视为非法，围追堵截和取缔的结果。因为，在一个天天面临制裁的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比正常情况下要严重得多，由此而引起的道德风险，特别是逆向选择问题更加严重。这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已经证明了的(Rothschild M. and J. Stiglitz，1976)。其实，政府及其官员不讲信用的问题更严重，危害更大，我们的市场秩序和金融秩序其所以如此混乱，坑蒙拐骗如此猖獗，其根源也在这里。比如，农村合作基金会是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为运营集体财产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当局以防范金融风险为由随意将其关闭，本身就是一种侵权和不讲信用的行为。不仅如此，政府管制的结果，一方面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加剧了供给短缺，另一方面，偏离了均衡价格，导致了供给高价，实际上是造成了一个获利的空间，管制越严，获利空间越大，地下金融就越活跃，假冒伪劣越盛行，市场秩序越混乱。现实情况就是如此。
在国内金融部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国有大金融尚未且不行，何况中小民营金融。其实，竞争力虽与规模有某些关系，但主要不在于规模大小。国有银行的规模虽大，但资产质量和竞争力很差，在现有的体制安排下，很难得到改善。充实资本金和债转股的结果，一方面，现有的资本充足率又从1998年充实时的8%下降到5.7%，不良资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其实，金融市场也有个细分的问题，不同规模的企业可以而且应当在不同的市场上竞争。我们现在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有金融上，以为依靠国有金融就可以与外资金融竞争，以为通过允许民间资本参股国有银行就可以实现金融改革。这不仅是危险的，而且很可能是一厢情愿。虽有国家信用担保，但在国家控股的情况下，让民间资本参股既不可能，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也许是现在外资进入把目标对准中小银行的原因。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现在还不让民间资本进入，不让民间资本借助资本市场而发展壮大，到头来，国有金融在竞争中败北，民营金融又没有发展的空间，其结局可想而知。如果在对外开放以前先对内开放，让外资进入以前先让内资进入，一方面，在民营金融的竞争压力下，可以加快国有金融的改革，同时也给予民营金融一个成长的时机和空间，一旦对外完全开放，究竟鹿死谁手，还有一拚，至少在一些领域内我们会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搞得好一些，就有可能做到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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