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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君子合而不同”一说源远流长，为历代学人视为最高的学术规范和行为准则。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熟谙其中奥秘，言传身教，深体力行。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对上个世纪以来的学风提出过六点要求，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其中，存同求异是一个重要内容。他说，“一、应根据历史实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
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个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这也是钱穆先生遵循和倡导的研究方法和治学纲领。
良好的学术传统也为老一代经济学家实践和发扬。数年前，于光远曾经讲过他与孙冶方的一段轶闻趣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证。今天重新提及，令人敬佩，催人奋进，值得后辈学人牢牢记取。
在一系列学术观点上，于、孙二老存在着不少分歧，两人生前曾经有过多次争论，直到孙老患病住院，生命垂危之际，于老前去探视，孙老仍然念念不忘，许诺病痊愈后再来讨论，并重申了“学术研究要存同求异而不是求同存异”的思想。
由于性格、偏好、人生阅历、生存环境和观察角度的不同，对于同一问题和事物，人们往往持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日常生活和学术活动中，由于目的、性质的差别，对此往往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和作法。
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人们的目的是为了合作共事。如果发生意见分歧，理性的人们往往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搁置争议，寻求一致，继续合作；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则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和至理名言。否则，如果既不能搁置争议，又不能各行其是，而硬要凑在一起，往往是争论不休，一事无成；长此下去，一旦丧失理性，为情绪所左右，更会固执已见，以偏概全，发生冲突，伤及感情，必然把事情搞得更糟。可见，求同存异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种基本的和理性的行为方式。
其所以如昆，就在于求同存异是寻求和达到妥协和合作的基本途径，其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做事，否则，不是陷入无谓之争，就是不欢而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求同存异是一种积极的和进取的态度。当然，求同存异不是稀里糊涂，真假不分，是非不辨，而是在一些是非和真伪还难以辨别清楚的情况下，先弄清同在何处，异在何方，进而将分歧存而不论，或者让时间和实践来解决，或者留待以后再来讨论，先就共同之处达成凉解和共识，作为合作的基础。这样，大家才能坐在一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意向和共同的行为。
然而，学术研究是探寻未知领域的一种活动和过程，共同的认识通常表示已知的东西，即使将来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已知的东西仍然是未知的，但在目前没有异议的情况下，人们就会以假当真，视误为正，既不会把它作为探索的对象，也没有进一步探求的动力。只有存在岐见，人们才会产生怀疑，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哪个是正，哪个是误，才有探求的必要和可能，也有探索的动力和激励。因此，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存异是为了求同，存异是求同的基础、前提和出发点，那么，在学术研究中，情况则恰恰相反，存同是为了求异，存同是求异的基础、前提和出发点，人们只能在求异中不断学习，不可能在存同中共同前进；只能在求异中获取和积累知识，不可能在存同中发现和认识事物。因而，学术辩论就是一个存同求异的过程，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学术辩论是科学发展和理论进步的必由之路，其道理也在这里。可见，存同求异是学术研究的共同规律和正直学者的行为方式。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存同求异呢？笔者只想简单提及几点，以求共勉。
首先，要屏蔽一切功利和人情的考虑，确立服从真理，为真理而求索的人生态度。
其次，要排除静态的辩护方法，采取理性和批判的态度和作法，从发现错误中学习。
再次，对持异议者既要尊重，又要理解，要真诚和平等相待，与之交流、商讨和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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