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案例与教育业发展

　　张曙光

　　一 引言

　　五一黄金周，我是在书斋里度过的。本想借此休息一下，随放下手头正在做的课题，拿起了刚刚出版的卢跃刚的新著《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年4月；以下简称《传奇》，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不过，读此书还另有原因，所谓休息，也只是换一种方式而已。

　　新东方的故事早有所闻，但不知底细，想从卢著中看个究竟。这是其二。其三，我正在写一组评论教育改革的文章，新东方是民办教育的先锋，也想从中得到些启迪。其四，我在主持天则所的工作，新东方和天则所是同一年建立的民间机构，但在不同领域，天则所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新东方发展还有一定差距，取经“东方”，此乃捷径。其五，卢跃刚的著作我读过少，其才气、情怀、文风、人格，与众不同，不可多得，我曾评论过他的《辛未水患》(1995)，自然对他的行踪和心路历程比较关注，而读他的新著是了解的一个重要途径。

　　读完《传奇》，感触颇多，随有此文。

　　二 官办、商办和民办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学在民间”的传统。孔子办学，既无班级，又无课堂，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晚近的书院，独立特行，成就了宋明理学。近代的私熟，以及燕京、辅仁，也都是私立学校，培养了多少优秀人才。然而解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我们也逐渐放弃了“学在民间”的传统，实行了学在官府的体制。不仅中、小学是官办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也是官办的，各种学术研究单位更是政府机构。经费由财政拨款，教职员工由政府分配，工作和活动由教育宣传部门管理，学科设置和教材教法也由官方规定。从此，教学和研究就被纳入了官僚体制的轨道。

　　思想自由是学术之生命。学问之道是求实求是求新之道，来不得半点虚假，容不下丝毫迎合，也与墨守成规、抱残守缺无缘。要做到这一点，学者必须确立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以学问之事为乐，以知识增长和科学进步为本。只有自由思考、独立探讨、相互竞争和充分交流，方能有所成就。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思想家章太炎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致王鹤呜的信中写道，“中国学术，自下倡之者则益善，自上建之者则日衰。凡朝庭所开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肤而止。不研究穷根本者，人之情也。会有贤良乐胥之士，则直去不顾，自穷其学。故科举行千年，中间典章盛于唐，理学起于宋，天元、四元兴宋元间，小学经训，方于清世。此皆轶出科举，能自名家。宁有官吏奖督之哉？”计划体制下的中国教育和学术研究就是证明。当时的教学研究机构不以学术发展和思想创造为目标，而以解释政策、思想灌输和舆论控制为已任，政府对教学研究机构、教学研究人员和教学研究经费的控制和垄断，造成了罢黜百家，独定一尊，舆论一律，思想一致的结果。学者们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的空间被压缩得很小很小，既无法培养出真正的教育家和大师级人才，也很难出现真正的传世之作，反而造成了无数学者的悲剧。冯友兰、顾准等就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的大潮把教育和研究的国家垄断撕开了一个小口，出现了一些民办学校和民间研究机构。新东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和成长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学术思想的开放和自由化大大地滞后于经济的开放和市场化，并受到滚滚商潮的猛烈冲击，无论是官办的教育和研究，还是民办的教育和研究，都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变形。官方的教学研究机构走上了商业化和技术化的道路(这一点后再来讨论)，民间的教学研究机构只有商业化和盈利性的才能发展，“新东方”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而非盈利的教学研究机构几乎难于立足，或者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夹缝中挣扎。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学在民间”是以非盈利的教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为载体的。事实上，与其他事业的发展一样，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发展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不同的教学研究机构有不同的目的和宗旨，也由不同的主体来创办，于是，形成了一个教学研究的社会分工体系。

　　一般来说，基础教育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的基本条件和重要途径，是一种全国性的公共产品，自然应当由政府创办和提供，其融资应当由中央财政负责。这就是义务教育的由来，因而可以称为官办教育。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将基础教育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和发达地区，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基础教育尚能维持，但由于教职工的收入问题，学校也变成了一个半盈利机构，有些学校的收费甚至高得吓人。在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困难，60%以上的县乡财政是赤字，而教育和卫生等支出又占县乡财政支出的60%左右，由于不能提供足够的教育经费，于是，由学校和老师自己找食吃，甚至企图依靠希望工程来解决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这不仅削弱甚至败坏了基础教育，把义务教育变成了“叫花子教育”，而且加重了家长特别是农民的负担，同时造成了教育培训中严重的歧视问题，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就是最好的例证。

　　职业教育旨在培养和提高人们的劳动技能，向社会输送各类专业、不同水平的合格的劳动者。这类教育自然应当由各种盈利机构承担，实行企业化经营，因而可以称为商办教育。政府可以提供某些鼓励，但不宜直接从事。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企业从事这类教育培训均以盈利为目的。“新东方”提供的英语和出国培训当属此类。“新东方”的成功表明，职业教育是一大产业，必须盈利，也能够盈利，办得好，还能够有大盈利。《传奇》没有隐晦这一点，而是直截了当地揭示了这一点，并且旗帜鲜明地赞许了这一点。这是一种科学的诚实态度。目前大多数民办职业教育其所以不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定位于非盈利的事业单位。至于官办职业教育的失败，其根源不仅在于它无法知道、也没有激励去把握个人和社会的需求，而且在于它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方法完全背离了职业教育的盈利要求。其学制长达三年，课程设置中很大一部分是非职业培训，白白浪费了学员的时间，提高了教学成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

　　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旨在满足人们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虽然政府和企业都可以创办，如政府资助某些基础研究，企业创办某些技术教育，但都有各自的局限，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办学方式。其创办主体主要是非盈利、非政府机构，因而可以称为民办教育。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的捐赠和受教育者的交款。发达国家的很多名校，包括哈佛、耶鲁、牛津等，都是非盈利机构创办的学校。所谓“学在民间”虽然包括了除政府以外的企业和非盈利组织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非盈利机构的教学研究活动。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主要由政府控制，民间机构进入的也基本上是企业组织，即使某些挂着事业牌子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大多是以盈利为目的，而且由于政府的歧视政策，其发展也是困难重重。至于真正非盈利机构的办学，至今尚未见准入。

　　这里需要特别指明一点。所谓非盈利机构，并不是不能盈利，而是可以盈利，必须盈利，也能够盈利，这里的非盈利是指这类组织和机构中没有股东和股权，不能分红，所有的盈利除了维持日常运营以外，剩余部分不能作为红利分配，只能用于继续扩大其所从事的非盈利事业。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一是所谓教育产业主要是指职业教育和商办教育，基础教育和民办教育一般是不包括在其中的。因此，教育产业的提法是可以的，而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则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从教育产业而推及教育产业化，或者从教育不能产业化而否定教育产业，都是不恰当的。目前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也有一些混淆(丁宁宁，2001)，需要予以澄清。

　　二是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基本上是一种官办为主的结构。民间进入的壁垒很高，同时会受到多方面很大的歧视，虽然商办教育基本开放，而真正的民办教育尚难以生存，官办教育也处于扭曲状态。因此，教育研究体制的改革仍然十分艰巨，形成一种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官办教育、商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分工合作、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教育结构和态势，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任务。

　　三 教书、教人和教心

　　教书育人之说相传很久，流行很广，是对教师职业和教育活动的简洁概括。如果将此稍加细化和扩展，那么，教育的宗旨和教师的职能就在于传授知识、启迪思想、陶冶情操、铸造人格、净化心灵。教育界的先贤和大师们曾将此奉为最高的行为目标和行为准则。不同主体创办的不同性质的学校，虽然在具体内容和方法方面会有所不同，但以上几个方面却不能偏废。

　　在教育研究活动中，教书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或者说，传授知识和启迪思想是基础，而陶冶情操、铸造人格和净化心灵才是根本。对此，教育界的先贤和大师们曾经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如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乃是社会生活延续的工具，教师是人类文化和社会文明的传播者和创造者。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创造真正的人，教师是创造未来的雕塑家。加里宁说，教育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徐特立说，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人。如果教育不教书，不传授知识和技术，那就只能培养张铁生式的白卷先生和无知的一代。这也就从根上取消了教育。与此相反，如果教育只是教书，只是传授知识，学习技艺，那么，教育也就失去了灵魂，变成了一个物质产品的制造工厂。虽然这是教育活动的基础，特别是职业教育的主导内容。但是，真正的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决不能就此止步，否则，只有失败之一途。“新东方”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现代企业(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正在向学习型组织转变(杰弗瑞.克雷默，2001)。

　　新东方所从事的英语和出国培训是一种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自然要以传授知识和训练技艺为主要内容。说白了，新东方所传授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和思想，而是一套考试的技巧和方法，其成功也在于它不仅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而且在这一点上做出了自己的创造，找到了英语和出国培训的规律，因而成功率极高，北美留学生的70-80%都接受过新东方的教育培训。否则，就不会有《传奇》的出现。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私立教育考试和评估组织，为181个国家的个体、教育机构、中介组织和政府机构提供服务，每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和管理着1100万人次考试。凡是进入北美的留学生都要通过ETS管理的TOEFL和GRE考试。然而，ETS的试题是一套相当标准化和程式化的试题，而机考更是提高了其标准化的程度。新东方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将其解构为几大基本要素，并找到了其中的逻辑联系和变化规律，总结出应对的方法和技巧，传授给学生。因而在新东方的教师中，每人都有一套绝活，一手高招，俞敏洪的GRE词汇教学，王强的美式思维口语教学，包凡一和何庆权的英语写作教学，罗永浩的GRE填空教学，钱永强的GMAT和GRE逻辑教学，胡敏和何钢的雅思、基础英语教学，江博的激情新概念英语教学，徐小平的出国签证咨询，等等，掌握了这套方法和技巧，就能顺利地攻破ETS的大门，拿到托福和GRE的高分以及出国签证。正是由于新东方制造出了一套破解ETS标准化试题的标准化的方法，于是就将英语和出国培训变成了一种工厂化的流水线生产。这样不仅满足了出国留学市场的巨大需求，成就了新东方的事业，而且带来了滚滚财源，使穷教书匠成为百万富翁。当然，新东方的成功也孕育着失误，正如北大朱青教授所言，“新东方也有缺点，最大的是不成其为‘语言’，而是‘技巧’”(第262页)。

　　新东方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向学生传授了一套应对英语和出国考试的方法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它在教书的同时，突出了以励志为中心的思想教育，新东方的校训：“追求卓越，挑战极限，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就是这种励志教育的结晶。与传统的官办教育不同，新东方没有政治老师，也没有政治思想理论课，它的全部课程除了英语还是英语。但是，新东方的老师个个是鼓动家、演说家、辩论能手、激情大师；他们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一些人在新东方的经历就是一幅个人奋斗、励精图治的写照。无论是在新东方人物的简介中，还是在后面事件的展开中，《传奇》对这一批“人精”做了活生生的描写和惟妙惟肖的刻画，并将其分为三大流派：激励派、学院派和激情派，讲述了三派在教书育人上的共同特征和不同优势，整合成一支精锐的教育团队。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新东方既教书，又教人，既授业，又传道，而在于它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教法。英语教学特别是强化训练，本来是一种呆板、枯燥、味同嚼腊的苦差事，对于渴望出国和渴望成功的青年学生，又是一个不得不跳的龙门。如果对这些在高度精神压力下从事苦差事的青年人再施以新的高压，并辅以单调乏味的死记硬背，那简直是苦上加苦，有的人可能会被压垮；即便不被压垮，也会使其教学的效果大减。然而，新东方的老师在枯燥的英语教学中注入了幽默、笑话、知识、人生激励，把抽象的理论通俗化，把枯燥的单词知识化、谐趣化，激情演绎，审美教学，用一系列朴素、平实、形象、生动和寓意深刻的比喻、故事，来表达一些基本的道理，寓教于乐，把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变成了一个追求人生目标的有趣过程。从而激发了学员的学习热情，取得了明显的学习效果。《传奇》总结了新东方教学思想的六大特点，也的确发人深思，对于办好教育颇有启示。这六大特点是：“1、思维形态：直感的，移情的，意象的，象征的，寓言的，审美的，点化的，顿悟的；2、语言形态：平民化的，民间化的，启发式的，生动形象，看得见，摸得着；3、交流形态：人情味的，近距离的，平等的，互动的，心灵对位的；4、哲学形态：实用理性的，东方式的，本土化的；5、方法形态：故事的，案例的；6、社会形态：矢志不移地捍卫着个人奋斗、追求理想、追求幸福，极富悲壮感的平民尊严”(第258页)。朱青教授在新东方听课以后说，“新东方还有很多超乎英语之外的有益的方法，他们不仅注重学习效率，而且鼓励学习的信心和培养学生学习的动力”(第261-262页)。可见，新东方的成功既在英语之中，又在英语之外。

　　新东方的育人教育是成功的，但也是初步的，甚至层次也不够高。除了考取高分和出国成功以外，没有更深的思想和更大的内涵。《传奇》借学员的文章对此有所揭示。如有学生写道，“新东方在整体上是缺乏文化内含的……这所英语培训学校灌输的正是这样一种成功学，新东方的老师讲课过于注重技巧，他们只是告诉学生怎样解题，新东方不需要形而上的哲学，它只是不停地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成功才是唯一的目的，为了成功你要付出自己的一切，你要永远不停地奋斗、拼搏、竞争、超越，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这就够了吗？人生除了成功之外还有什么？”(第264页)另一个学员写道，“新东方的老师一个比一个能侃、会侃。教师如此，副校长如此，校长更是如此……如果只是鼓励年轻人上进，刻苦努力，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以导师的角色来教导学生，我想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知道，要取得成功，努力上进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思考，要学会用头脑、用理性来处理事情。这是我们学生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的。但可惜的是，他(指俞敏洪)不能，新东方也不能。他的演讲里，缺少一种鲜亮的底色和一种为人师的厚重。咱如果说，听一个深刻的智者讲话，如沐春风，怡情养性，那么，听老俞演讲，便如洗桑那，感觉就是一个‘爽’字。仅此而已”(第265页)。这两个评论的确是一针见血，正中要害。《传奇》虽然客观地介绍了这一点，但与对朱青教授前述评价的赞许态度不同，作者认为朱教授对新东方的评价 “相当中肯”(第262页)，而对这两个学员的评论未予置评。这就有失公允，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和不足。其实，这两段评论比朱教授的评论要深刻得多。

　　如果说新东方育人教育的层次较低，文化底蕴不够，那么可以提高和充实，但是，有些做法与教育的宗旨和教师的使命相悖，则是不能容许和无法原谅的。如，徐小平的签证咨询，鼓励人们要树立自信和自尊，要理解美国文化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中华文化和美国文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一些言论和做法处置不当，那么，在两种文化氛围和思维方式中，就有可能出现根本不同的理解，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传奇》详细描绘了徐小平的一个签证咨询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它被徐本人和《传奇》作者看作是徐的得意之作。河北一家进出口公司的一个小伙子申请去美国读MBA，因回答去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而被拒签。当徐知道他们的公司是出口铁丝网时，随灵机一动，信口开河，给了他如下的“签证指导”。“来来来，这就是你的签证。你告诉签证官，我是出口铁丝网的，而且说我们的铁丝网70%出口到美国，我们的产品主要用在美墨边境，防治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你这么一说，那个签证官肯定乐坏了，他知道这不一定真，也不一定假，但是你的说法充分展示了你的职业自信和自豪，成就感和实在感。最后还要加上一句，乔治.布什总统农场里的铁丝网可能也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因为我们的产品占了铁丝网行业出口市场的75%”(第310-311页)。对于徐小平的这种做法，《传奇》没有提出丝毫质疑，而是以赞许的口吻接着写道，“那些学生按照徐小平的辅导去与签证官对话，‘签证官每一次都能完美地配合，一句一句地对话，然后给他签证，每天都是如此，没有例外’”。“原因很简单，他把握住了美国签证的灵魂——那些根本无法证明的将来的‘倾向’，以及美国法律精神、价值取向的悖论。更重要的是他把握住了美国宪法国体的本质：对权力的强有力的限制、制衡”(第311页)。然而，且慢。如果说，在美国人的语境中，徐小平的这段妙论也许代表了一种美国式的幽默和美国人的自信，那么，在中国人的语境中，则会被人们普遍地理解为吹牛说谎，而且是把吹牛当成自信，把说谎当作本领，其结果是，作为老师，徐小平的言行在教唆学生如何吹牛，如何说谎，而且牛要吹得圆、吹得响，谎要说得真、说得像。因为，徐小平在讲这一段话时，并没有明确告诫人们，他的话只是打个比喻，决不是要人们说假话，而是告诉人们如何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小伙子依计而行，的确取得了成功，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传奇》也未做出上述语境的区分，只是把这段话从徐小平的《签证哲学》中原封未动地拿来，并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进一步造成了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的结果。特别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现实中，诚实是无能的代名词，而吹牛说谎才是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因而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行为方式，上述徐小平的言行和《传奇》的描述，其负面效应就更加明显，可以说是得小善而遗大恶。就此而论，虽然整体来看，作者遵循了他在“后记”中表述的向新东方领导团队阐明的采访原则，但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传奇》至少是片面的，严格来说，是未能很好地坚持自己的“公共立场”和“公共价值”(第420页)。

　　尽管有这些不足和错误，新东方的育人教育还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也对比出官方教育的失败。前已提及，现有的官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已经基本上技术化和商业化了。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办班，办MBA，很多名校也在卖文凭，形成了一种恶性竞争的态势，学校成了市场，成了官员和大款们的汽车出没的地方，很多教师都在外边兼差兼课，学校忙着赚钱，教师忙着赚钱，有多少人像新东方的老师那样，在教学上下功夫；大家都在利用学校的无形资产，又有多少人像新东方的人士那样，去爱护学校的声誉，创造学校的价值。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如果论人，官方学校中的老师并不比新东方差。官办教育虽然商业化和技术化了，但有很多课程毫无用处，又不得不教，不得不学，成为学生的沉重负担。不仅如此，在官办学校中，如果说老师的主要任务是教书，教人和教心的事情有专门的政治理论课老师和政治辅导员，有党组织和人事部门，那么，这样的育人教育是如何进行的，其效果如何，可想而知。由于把教人、教心与当前的政治生活及其对当局的忠诚和拥戴联系在一起，再加上正襟危坐，专事说教，脱离了具体的教学过程，这样的教育除了喋喋不休地讲一些假、大、空的官话、套话，谁也不听，谁也不想，更无人照办。这样的教育除了教人吹牛说谎、坑蒙拐骗以外，笔者真不知道会有什么好处。更有甚者，政治思想工作成为一些人告密、诬陷、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段和工具。可见，官办教育的失误既在学校中，也在学校外，既在课堂中，也在课堂外。对比新东方的成功，难道不值得认真反思吗？朱青教授致信北大校长、教务长，建议北大向新东方学习，可惜未予置理(第261-262页)。官办教育的前景实在令人堪忧，忧的不只是已有的失误，更在于不能自省。

　　四 功利、情义和理性

　　前已指出，新东方的教育是商办职业技术教育，办这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对此，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俞敏洪们也许心里并不踏实。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教育与赚钱是无缘的，教书匠和知识分子的形象是穷困潦倒，那有发财致富的道理。新东方的成功改写了这样的历史。从教育产业和企业家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都是十分自然和十分合理的。由此切入和以此为主线，可以对新东方的成功、内哄、改革、重组和未来，做出一个比较恰当的解释。

　　就赚钱和盈利来说，新东方是成功的。其成功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浪潮此起彼伏，改革开放既剌激了学习西方的巨大需求，又创造了出国学习的良好条件，于是一个大规模的出国浪潮席卷全国。这就为英语和出国培训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开拓出巨大的市场。新东方顺应潮流，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其学生人数成倍数增长就是证明。这是天时。新东方地处中关村高校集中区，离它的服务对象最近，新东方的主要人物也都来自这里，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广大青年学子脉搏的跳动。这是地利。人和则有多种含义，一是新东方的人物中，有的是老师，有的有出国的经历，他们深知英语学习的艰辛和出国奋斗之不易，因而对学生怀着一种同情和理解的心情；二是新东方是民办学校，没有官方的资助，全靠自己养活自己，学生是它们的衣食父母，比官办学校多了一层关系；三是新东方的主要人物是同窗好友，共同的志趣，共同的利益动机将他们聚拢在一起；四是新东方的初期采取了一种占山为王、分封割据的经营模式，既便于发挥这些具有独立个性和各有专长的知识人士的积极性，又简化了内部的关系，有利于扩大规模，做大馅饼。

　　然而，环境和条件是变化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新东方也无法摆脱环境的束缚和人性的局限。在这里，教师、知识分子也是人，而且与一般人没有区别。新东方的人物是为了盈利和赚钱，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处境而走到一起来的，俞敏洪夫妻店和背包学校的开张，徐小平、王强和钱永强的加盟，宋昊、胡敏和钱永浩的投奔，都是如此，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更不是什么耻辱。不仅如此，新东方的成功和盈利是靠了他们的才能和知识，靠了他们不断奋斗和辛勤劳动。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受人尊敬的，是新东方人可以宽心和自慰的。这样的钱赚得合情合理，赚得心地坦然，因而赚得越多越好。然而，盈利和赚钱的成功，也是其内部纷争和危机产生的条件和根源，性格的差异、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因此由促进成功因素变成加剧冲突的火种。

　　首先是产权的限制。明晰的产权安排和合理的产权结构是合作和博弈的基础，它会给参与人一个稳定的预期，既可以预见各个参与人的行动策略和行为选择，也可以预见各自的行为支付和收益。“民办公有”的法律规定使得新东方的产权失去了法律的基础和保护，学校外挂靠公司的安排仍无法给新东方的参与者一个稳定的预期。随着盈利的增大，这种利益无保证和预期不稳定的状况和心态也必然发展。在高风险的威胁和重压下，友情和道德会逐渐退色，纷争和冲突必然发展。

　　其次是组织结构的限制。新东方是靠哥们义气的合伙结盟，占山为王和分封割据式的组织结构和家族式的管理运作的，俞敏洪不仅是大股东，而且管理控制也操在他的手里，规模小和盈利少时，这种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的运作成本小于获益，小股东既要靠俞敏洪去开拓，他也构不成对其他小股东利益的威胁，合作的局面尚可维系，随着规模的扩大和收益的增加，没有一种安排使小股东对他的控制形成监督和制衡，这种结构方式对小股东的成本收益就会倒转，因而，其他人的骚动和反叛也就是必然的。

　　再次是财富的过快增长造成了人们欲望的膨胀和心理的失衡。正如《传奇》所说，新东方的元老和功臣个个都是自视甚高、雄心万丈的人物，巨大的成功和迅速的暴富，既使学生崇拜，他人刮目相看，光环笼罩，鲜花簇拥，也使当事者头脑发热，失去理智，欲望膨胀，心理失衡，如堕五里云雾之中。《传奇》用“新东方神话”加以概括，惟妙惟肖，颇为恰当。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的通病、个人人格中的缺陷就会一齐发作，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知行脱节，人格分裂，信任变成猜忌，商谈变成攻奸，昔日幽默的调侃也带上了火药味。合作的基础濒于瓦解，冲突必不可免。

　　危机促成了新东方的转型和改革，危机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改革免于失败的基础。因为任何改革都是要花费成本的，长时间的冲突使其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然而，巨大的市场需求，源源不断的收入流，足以支付得起这样的成本，也会使那些以散伙相威胁的人稍稍冷静一些，进而做出一些理性的选择。事件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关键时刻的关键举措更加重要，这也许显示了危机事件和小概率事件在制度变迁过程作用的某些规律性，同时也证明了制度企业家在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在重组的关键时刻，俞敏洪在股东大会上宣布：“一、放弃新东方学校法人代表资格，由王强接替代；二、将自己的股权约11.6%、总股权的6%赠与胡敏；三、任何一个小股东如果愿意退出新东方，他本人愿以每股100万的价格收购股权，下午五点之前有效”。胡敏进一步加价到110万元(第377页)。这一举动为乱成一锅粥的新东方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送去了一付清醒剂，其中的寓意和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理智开始复苏，信任重新回归。这显示了俞敏洪经过商海的搏击和内部危机的考验逐渐成长的企业家的胆识和才能。它使新东方的航船校正了方向，渡过了困难的转型期，奠定了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以上的分析可以引发我们对一些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思考。一，企业的目标是盈利，但对企业家来说，也许有比盈利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如果不能创新，盈利的源泉也就枯竭，即使暂时还能盈利，企业家的生命也就基本结束。熊彼特说，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成功的创新往往就是那些能够打破发展桎梏和盈利瓶颈的举措和行为。俞敏洪的上述行动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行为。二，在贫穷和暴富的两个极端，特别是在贫富急剧变动之时，人性中善恶的两面往往都会暴露得比较充分，情与理的冲突和义与利的矛盾比较尖锐复杂，要做到情理兼容，义利结合，实属不易。然而，经过复杂局面的考验，如能做出深刻的反思，又在制度安排上有所创新。这样一来，在理性复归的同时，人的灵魂就能得到净化，人格也能得到提升。徐小平的行为及其最后所做的反思，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

　　五 小结

　　新东方还在不断前进，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在继续发展。通过以上的讨论，笔者似乎感觉到，政府官员、企业家和教育家是几种不同的人，一个人想同时身兼二任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虽然，它们之间可以转换，但只能以放弃前一种角色才能取得后一种角色。这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与一个人在舞台上可以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是不同的。一是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兼得；二是因为各自的行为目标不同，行为方式也不一样，多目标就要做出权衡和取舍，搞出来的东西就是个四不象。不可为而为之，势必把事情搞糟。三是与企业家一样，教育家也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一个职能概念，不是一个持久不变的职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动之中的职业选择，因而，只能从职能上来定义。与此相适应，人们也很难给出一个可操作的教育家定义，只能从描述中加以把握。这一点对新东方的未来发展，也许是有借鉴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张曙光：治水的政治经济学——兼评卢跃刚的报告文学《辛未水患》，载《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 章太炎

　　3， 杰弗瑞.克雷默：杰克.韦尔奇领导艺术词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 丁宁宁

　　5， 尹曙晨、周玉贤主编：教育改革百论，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

　　2002/06/08，于北京方庄芳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