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债信 走活金融 富裕农民

　　张曙光

　　人民日报记者田俊荣的《借得春风润溪山——婺源推行小额农贷记实》(以下简称《纪实》)，是一篇颇有价值的报导，也值得认真评论一番。这不仅是由于，婺源的经验为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而且是由于，进一步探究它所提出的问题，更有利于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1， 小钱也能办大事。

　　小额信贷的数量不大。按照婺源的办法，一等资信的额度为1万元，二等资信的额度为8000元，三等资信的额度为6000元；从实际操作来看，按2002年5月底的资料计算，3.9万个农户共获得贷款2.09亿元，户均5359元。然而，小钱却办成了大事情。仅及《纪实》中提到的几件事情就可见一斑。帮助吴水根办起了“世纪春雷养鸡场”，饲养土鸡5000只，年纯收入2万元。扶助赋春镇搞起了绿色纯天然有机茶基地2.8万亩，产量和出口量居全国第一，占欧盟有机茶市场的70%；其村民林金生开发绿色茶场700亩，林场600亩，创办了有机茶生态旅游观光园和金山茶庄。支持江湾镇小坦村村民孙志华修缮明清古建筑，创办生态板粟园，依托附近的国家级生态旅游试范村晓起村，做起了旅游生意，半年的门票和游客吃住收入就达4.8万元。

　　以上的成绩是直接的和显在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更值得关注。在我国农村的数亿农民中，蕴藏着无数企业家和丰富的企业家精神，吴水根、林金生、孙志华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不满足于现有的家业和生活，总想通过自己的创造和经营，发家致富，享受生活。农村的发展和变迁要靠这些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农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富强也要靠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只是由于缺少一个活动的舞台和条件，这些企业家的才能和精神才无法显示和施展出来。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资本是第一推动力，是企业家活动的舞台和条件。有了第一推动力，企业家就可以创业，就有了活动的舞台和条件。凭借这个舞台和条件，企业家就可以导演出有声有色的戏剧来，企业家的才能和精神就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张扬。小额信贷的实施为农民企业家搭建了活动的舞台，提供了创业的条件。于是，这些农民企业家就脱颖而出，从种植业发展到养殖业，从普通茶发展到有机茶，从生态农业发展到生态旅游，从旅游业发展到开办茶庄、修缮古建和运用他人资源的溢出效应。正是有了这些农民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才有了生态农业和“三高”农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结构的调整，也才有了信用社的起死回生和农村金融的发展。否则，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可见，促进农民企业家的生成和脱颖而出，是推行小额信贷的一大功劳。

　　2， 培育债信和债信文化

　　所谓债信和债信文化，就是一种自由交易、借债还钱、损害赔偿的理念、传统和行为规范，用以支配和调节人们之间的信用关系和信用行为。

　　中国是一个缺少债信和债信文化的国度，又是一个急待建立和发展债信和债信文化的国度。如果说在中国的古老传统中，还存有债信和债信文化的某些要素，那么，建国后几十年的折腾，连传统中那一点点信用也丢掉了。首先是对私人产权的大规模的侵犯，特别是作为政府的一种持续的制度性行为，其结果是公有产权的广泛普及和私人产权的几近消灭；其次是对民间信用的取缔和剿杀，以至在其鼎盛时期，个人的金融决策及其与金融机构的关系除了简单的现金储蓄以外，几乎不可能发生任何金融交易，个人之间也很少发生信用往来和金融交易；还有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对于种种失信行为的褒扬和对诚信行为的批判。于是，形成了一些与债信和债信文化相悖的理念和传统，出现了很多背信弃义、食言悔诺的行为，如，借债不还，欠钱有利、有理，债权人怕债务人，逃废债；杀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以及贪污腐败等等。这样一来，信用就成为当前最稀缺的东西，我们的社会几乎成为一种债信文化的沙漠。

　　那么，如何培育债信和债信文化呢？婺源推行小额信贷的经验和作法，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债信和债信文化只能在信用往来和金融交易中建立和形成。目前实行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和信用程度，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向农户发放的不需抵押、担保的贷款。推行小额信贷打破了农村信用社以乡镇企业为贷款对象，不给农户贷款的传统做法，使农户普遍加入到信用往来和金融交易中来。这就为债信和债信文化的生长发育提供了肥沃的地壤，为识别农户的实际信用程度和检验农户的信用行为提供了基本的途径。试想想，不参与信用往来和金融交易，何来债信？如何形成债信文化？那种以农民和中小企业信用差，而将其排除在信贷市场和信用往来之外的做法是错误的。

　　其次，评定和公开信用等级，是建立债信和债信文化的关键一着。婺源采取的办法是，由农信社信贷员、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一起，评定每一农户的信用等级。评级的依据和标准是，家庭经济状况和以往的信用记录：凡家庭不动产在5万元以上，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不欠信用社到期贷款者，信用等级为一级；凡家庭不动产在1-3万元、年收入在6000元以上者，在信用社有少量欠款，但能按年支付利息者，信用等级为三级；对于长期欠债不还的赖债户，家庭经济条件再好也不给信用评级。然后将评定结果张榜公布。如果说信用评级是一场背靠背的信用评判，那么，张榜公布则是一次信用公开。每一个农户都要接受这场评判，都要面对评级公示以后的舆论和压力。在乡土社会，这一招是非常灵光和有效的。正像《纪实》所说的那样，看到大红榜上自己的名字，“高资信等级者心里会多一份珍惜；低资信等级者会多一份鞭策；落榜者则会多一份羞臊和自责”。这样，债信和债信文化就从人们的心底油然而生。如果这种评级活动不是只进行一次，而是根据情况的变化，每隔一定的时间进行一次，具体农户的信用等级也有升有降。这对信用的巩固和扩展是十分有利的。

　　再次，有了信用等级，就要充分发挥信用评级的作用，这是巩固债信和债信文化的重要手段。目前，婺源采取的办法是贷款额度的差别：一级信用为一万元，三级信用为6000元。这是正确的，但是不够的。信用等级的作用有三，一是融资的难易，二是融资的规模和额度，三是融资的成本。如果在融资成本上没有差别，就会减弱信用评级的作用。随着小额信贷的发展及其贷款规模的扩大，这一点将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要。婺源信用社不妨在这方面也有所作为，对不同信用等级农户的贷款实行差别利率；即使这样的差别很小，作用也会非常明显而巨大：人们就会真正感受到，信用是有价的和值钱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小额信贷中10%的利率优惠与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切勿将此混在一起。

　　从以上的评论可以看，债信和债信文化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的，有着巨大的利益激励和利益约束的。只有使守信者因此而获利，使失信者因此而受损，守信自律的债信文化才能逐渐形成。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纪实》说，“县委、县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创建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活动，信用户、信用村和信用乡镇在同等条件下贷款优先、额度放宽。县里还设立了40多万元的信用奖励基金，专门用于奖励‘模范信用农户’和‘模范信用干部’”。对于此举，笔者不敢恭维和苟同。这实际上是画蛇添足，有可能使小额信贷走上歧途。一是小额信贷是一项地地道道的商业活动，政府的参与必然使其带上一种政治色彩，不是使信用社的行为扭曲，就是使政府的行为扭，或者使二者同时扭曲。二是贷款优先，额度放宽，完全可以通过信用评级解决，也是信用评级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何来政府出面？三是如果政府评定和奖励与信用评级一致，那是多此一举；如果不一致，这完全有可能，那么以何者为准？以政府为准，就会发生政府不当干预商业活动；以评级为准，政府的威信就会丧失。四是政府的钱使用不当，如果把这些钱用于贷款贴息或者贷款保险，也许对小额信贷的巩固和发展更为有利。这也是报导中提出的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是现在的努力用错了地方。我们的政府和官员往往过于积极，喜欢做那些出力不讨好的“好事”，在正常的市场活动中插上一杠子。且不说这样做有没有政府和官员的好处和利益，至少是他们不懂得或者忘记了，政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3， 改造和发展农村金融

　　婺源推行小额信贷的做法，为改造和发展我国的农村金融，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自从农村合作基金关闭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县以下机构上收以后，我国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就剩下了农村信用社一家。信用社名为合作组织，实为官方机构，经营机制上的错位和僵化，沉重的历史包袱，资产质量和经营状况非常糟糕。80%以上的信用社资本充足率不及8%，1/4的信用社资不抵债，身在农村却不愿经营农户贷款和农业贷款，作为农村融资的主渠道和唯一合法渠道，只能满足农村25%的资金需求，相反却成为从农村吸走资金的管道。农村金融的缺失和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落后、衰退和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和表征。因此，农村的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就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而言，小额信贷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推行小额信贷，端正了农信社的市场定位和贷款方向。在人类的商业发展史上，没有一个机构定位错误和方向偏差而获得成功的。农村信用社既然姓农，又身处农村，而不为农户服务，这是它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也是它脱不掉官办习气而回归于民的一个方面。推行小额信贷，为农户和特色农业融资，信用社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定位，而且开拓了自己的市场空间。这样，信用社就有了立足之地。到2002年10月底，婺源信用社各项存款46973万元，比去年增长14.9%；各项贷款46870万元，增长22.8%；存贷差只有100万元，且不断缩小，说明资金不但没有流出，而且得到了充分运用，如果再能从外部拆入资金，那就更好。到5月底时，小额贷款已超过2亿元，到10月底肯定会达到全部贷款的一半以上，表明贷款结构也日趋合理。

　　其次，推行小额信贷，使信用社有了自己的特色产品。一个金融机构能否占有并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自己拿手的金融产品，这种产品不仅能够盈利，而且要有一定的经营规模。以往，信用社盲目模仿国有商业银行，把资金投放的重点放在工商企业，而又无健全的风险防范，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也不匹配，没有自己的主导产品。这也是信用社经营失败的原因。婺源信用社把小额信贷作为自己的拳头产品来经营，在农户中确立了自己的品牌和信誉，提高了竞争力。到2002年10月末，信用社不良贷款比年初下降796万元，占比下降7.55%，扭亏增盈420万元。

　　再次，推行小额信贷，使信用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营模式。目前，小额信贷的经营方式是，“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并根据农户的生产周期确定不同的贷款期限，入户放贷收贷，手续简便，利率优惠。不仅方便了用户，也有利于控制风险。

　　尽管推行小额信贷有利于农村金融改革，但仅此一点还解决不了农村的金融问题。因此，笔者对《纪实》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乐观结论是有存疑的。

　　首先，中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全国2000多个县，8-9亿农村人口，每个县平均40多万人，10万多个农户，只有信用社一家金融机构，能满足得了农户的融资需求吗？这种独家卖方垄断的金融结构根本不可能形成合理的竞争性市场，农村信用社也不可能办成合作金融。这样的改革是极其有限的。看不到它的局限性，以此来囊括和取代农村金融改革是错误的，而目前的改革取向正是这样。到头来，我们是要为此而付出沉重代价的。

　　其次，小额信贷是不是只能官方金融机构来做，民间金融机构不能做，只能盈利性金融机构做，非盈利机构不能做。笔者以为，非也。民间机构和非盈利机构为什么不能做呢？政府垄断之谓也。其实，有了民间机构和非盈利机构的进入，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竞争性市场结构。而民间的标会、抬会等各种互助会组织到处都有，为什么不能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呢？为什么要下令取缔现存的民间小额信贷组织呢？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小额信贷上与信用社竞争呢？不让其存在是霸道，监管不好是无能。这些都不能成为目前政策的依据。其实，监管能力是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博弈中学会和提高的，监管规则是在实际监管活动中建立和完善的。难道能不干自会、不学自通吗？

　　再次，农民中既然有很多企业家，也会出现很多金融家。也许他们暂时还不懂得股票期权和衍生产品之类的东西，但对于传统金融业务还是很在行的。什么是金融？它是怎样产生的？简言之，信用一旦能够转让和交易，就产生了金融。它是人类合作秩序跨越血亲缘关系的局限扩展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市场需求，只要有盈利机会，只要没有其他的限制，就会有人去把这种机会变成现实。这些人就是金融家。我们切不可把金融看得太高深、太神秘，以为只有大学毕业、硕士、博士才懂得，才能干。其实，那些标会、抬会的会首，都是一些小小的金融专家。市场化在大声呼唤企业家和金融家，而我们对待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态度与叶公好龙无异，捆住手脚谈发展，不让参与论繁荣，岂不是可悲而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