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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
目前，很多企业家都在著书立说。这也许又是一种中国特色。据笔者所及，此事大概发端于90年代初，一个企业家出钱，一、两个学者出力，几大卷著作问世，开创了企业家著书立说、问鼎学术研究的先例。此后，此类事情日多，随之成风。一方面附庸风雅，读一个学位，有一个博士、硕士的头衔，另一方面有钱不够，还要有权、有名，权钱结合，问鼎
政治；著书立说，留名青史。与此同时，教授和出版商也都乐于帮忙，因为三方都有好处。于是，企业家著书立说成为时尚。不仅出书，而且出得迅速，出得精美漂亮，同时还要举行首发式，召开讨论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捧场。最近，笔者读了一些企业家的著作，也应邀出席了一些首发式和讨论会，不过没有逢迎捧场，而是公开地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个别报纸做了一些如实报导，而另一些传媒的报导却是替作者讳，专拣好听的讲，报喜不报忧。更有甚者，有的记者无中生有，将自己的观点硬安在别人的头上，借专家学者之口讲他们要讲的话。笔者就曾当过这样的冤大头。因此，就这一问题，笔者想直接发表些议论。
数年前，笔者在《随笔集》(1996，1999)“自序”中写了一段有关分工的话，曾经受到一位自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严厉批判，斥之为“精英”经济学家无视人民大众，与强势集团勾结、为其辩护的“自供”(皖河，2001)。笔者冥颇不化，自今不悔。因与本文的论题相关，加之批判者采用“文革”手法，断章取义(删去了下文中的“大致”和“主要”，而加上了“只有”)和强加于人，现引述如下，供大家评析：
“在现代社会中，大致有三个主要活动领域和三类人：一是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二是科研教育单位及学者，三是企业组织及企业家。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官员的目标是职位的升迁和权力的扩大，学者的追求是知识的增长和成名成家，企业家的目标是市场的份额和利润的增加。人们虽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地做出选择，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但以完全脱离前一领域为前提。根据我的观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面对信息爆炸、知识无限、变化多端的现实，心挂两头，劲用两边，一件事情也做不好。不仅如此，三个领域各有其道，各守其规，也各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在前两个领域，上下级之间的等级服从关系十分清楚，而在学术研究领域，自由思考、平等商讨则是其基本关系和基本规则，这与学术传承并不矛盾；学术成果的官方评价和社会(主要是大众传媒)评价虽然有其作用，不可忽视，但基本的仍然是学术评价和专家评价。三类人各显其能，各取其利，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也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以已之道、之规、之能、之利，干预和强求他人之事，强取和侵占他方之利，必然把事情搞糟，把秩序弄乱。结果是大家受损，社会受害”。
社会是有分工的，而且只有分工，才能专业化，才能提高效率，并形成规则和秩序，进而促进发展和提高。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企业家更是深切地体验到这一点。企业经营者其所以能够成为企业家，首先要遵循分工原则，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努力经营好自己的企业。如果企业没有做好，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和盈利减少，甚至亏损，而企业家本人却在著书立说，这就是失职，就是不务正业，即使书写得再好。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写好。既然写不好，那么，为什么要写，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如果真要写书，笔者建议，先辞去在企业中的职务，然后再去著书立说，以免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或者企业中的职务就是虚职闲差，有精力和时间看书学习、观察思考和撰稿著书，那么，也就称不上是什么企业家。这不是说，企业家不可以写书，而是什么时候写？写什么？怎么写？
首先，什么时候写？企业家当然可以对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如就某些深有感触的事务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论，评论多了，将其汇集成册，出个集子，是件好事，但是，著书立说，探讨学问，最好是在离开企业工作岗位以后。这里，杰克.韦尔奇可以说是一个范例，他经营通用公司20年，虽然发表过不少议论，但没有写书，只在离开CEO以后，他才着手整理自己的思想，著书立说。与此不同，我们的企业家大都是在任内写书，在工作岗位上写书。其实，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写了书，就搞不了企业，因为，写书是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而且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读书学习、反复思考和持续写作。在任内写书，必然顾此失彼，不是影响企业工作，就是影响著作的质量，更有可能是两者都做不好。事实正是如此，在笔者读过的这类书中，有的企业几近破产，有的企业惨淡经营，有的企业问题成堆。仅就写书而言，这有很多不利，因为工作繁忙，很多问题不能深思熟虑，很多文献也无暇阅读，甚至有很多表述都没有时间推敲，因而，不免产生很多问题。由于自己无暇顾及，于是，不是让秘书或者公司研发部门的秀才代劳，就是干脆找“枪手”来做，最后看看，稍事修改，或者看也不看，改也不改，就署上自己的大名出版发行。找“枪手”代写，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大学生做硕士论文，硕士生做博士论文，非本专业和非专长者来做专业要求很高的论文，其质量可想而知，反正“枪手”是为了赚钱，好坏是雇主的事情。让秘书和研发部门去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文责自负是要署名者负责的。秘书和研发部门的人既然都不署名，当然也就不会为其质量负责，因而也就不会真正为此而积极主动地下大功夫研究思考，即使有所发现，或者有一些好的思想，也不一定拿出来。只要不出现常识性错误和闹大笑话就算尽到了责任。一些老总们写的书，其所以前后矛盾，错误百出，甚至出现硬伤和笑话，其原因也在这里。因此，著书立说，必须亲自所为，千万不能代笔。这是企业家力所不及的。明知不能为而为之，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写什么？写自己最熟悉、有研究、有思考的东西。仍以韦尔奇著书立说为例。他写的是自己在通用20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写他如何创造和推行6个西格玛，如何创立听证会制度，如何重视学习和知识，重视思想和人，重视交流和创造，如何把通用电气公司从一个制造企业变成一个全球服务的提供商，把一个边界分明、等级森严的企业变成一个无边界的学习型组织，成为企业管理革命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杰弗瑞. 克雷默，2001)。与此有别，我们的很多企业家写书，写的内容不是本身所干的最熟悉的事情，而是很多宏大的论题，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解中国经济之迷，以及金融和投资理论之类。这就更使人产生疑虑。为什么不写自己所干的最熟悉的事情？看来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对自己所干的有关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事情不了解、不熟悉，因而无话写、无法写。为什么要选择一般性的宏大论题？因为宏大论题可以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大发宏论，指点江山。然而，宏大的论题需要更多的知识积累，需要更多的研究思考。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你看过那么多与之有关的文献吗？你反复和认真地思考和研究过那么多的重大问题吗？你的时间和精力允许你这样做吗？既然没有和不允许，为什么要著书立说呢？
最后，写书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搞清问题？为了提高自己？为了博取名声？为了进行炒作？为了掩饰经营的失误？在写作以前，最好能够想清楚。不要用那些为国为民的大话去自欺欺人；自欺也许可以，欺人难矣，因为你不可能一手遮天。著作一旦出版发行，就成为一件公共产品，任何人都可以说三道四，品头论足。不管话讲得多么尖锐、多么难听，你可以不听，也可以进行反批评，但不能不让人家讲话，只要没有人身攻击，没有冷嘲热讽，都应当真心欢迎，因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也不要以为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买来汽车和住房，买不来知识和学问，更买不来人心，在这里，钱是无能为力的，钱再多也没有用处。因为，对拥有者本人来说，知识是学习和劳动获得的，不是用钱买来的，能用钱来买的是他人的知识，可以为你使用，被你占有，但不是你拥有的知识。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包括交易)，把别人的知识冒充自己的知识，这是侵权，把别人的错误和无知作为自己的错误和无知，则是错上加错和比无知更无知。因此，笔者以为，在任内著书立说，而且讨论的并非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是中国企业家的光彩，而是中国企业家的悲哀。当然，责任也不全在企业家个人，现行的制度规则和评价体系鼓励人们这样行为，因而，企业家写书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不过，这种选择不仅成就不了理论家，反而葬送了企业家。
2002/11/11，于北京方庄芳城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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