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与教训

　　林毅夫

　　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增加人均收入，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健康和教育状况，扩大人民选择机会，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轨。从1960年代初以来的30年里，东亚地区各经济真实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4%-6%，是拉丁美洲和南亚的三倍左右，比次撒哈拉非洲快五倍。同时，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减少了一 半，从7.2亿人减少到3.5亿人，预期寿命从1961年的56岁增加到1990年的71岁，东亚地区的几个经济已经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东亚经济在上述指标上所取得的成就，使东亚经济在近10来年成为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努力效法的发展典范。

　　然而，在1997年泰国突然爆发一场货币危机并发展成一个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很快波及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连一向被称为是发展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也逃脱不了这场厄运。危机中，大多数东亚经济的货币和资产价值跌落了30%-40%，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几个经济下跌得更为厉害。东亚地区的银行和企业陷入空前的财务困境。泰国、印尼和韩国不得不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援助。到1998年，所有受到影响的经济，包括金融和企业素质相对良好的新加坡和香港，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东亚金融危机来的突然，去的也迅速。到1999年发生危机的经济，出口和GDP都已恢复正的增长，除政治上动荡不安的印尼外，一般用来作为投资者信心指标的股票市场指数也已恢复、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似乎东亚经济又已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机。然而，东亚经济增长的恢复是否可持续？类似的危机是否会再度爆发？我们应该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无定论。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场危机所以能够从一个经济爆发并迅速传染到其他经济必然有其共同的外因。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是主要的原因。这几十年来由于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大大减少了交通、通讯的成本，全球经济更为一体化。1985年到1994年间世界总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均只有3.2%，但是国际贸易增长率则为其两倍，达到年均6.7%的水平。东亚经济以外向型著称，是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在这段期间，国际金融的一体化比真实经济的一体化更快，国际资本流动更为活跃，跨国的银行贷款年均增长率为12%，外国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4.3%。在这段期间，东亚私人资本净流入1990年总计仅为191亿美元，1996年就增长到1104亿美元，增加了6倍，东亚经济

　　也是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然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

　　(1)资金的流动容易受到市场预期和信心的变化而出现急剧的逆转。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泰、韩、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五国，1996年私人资本净流入为729亿美元，1997年净流出为110亿美元，相差达839亿美元。这么巨大的资金流入、流出的逆转为中小规模的东亚经济所难于承受。

　　(2)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使得国际资本的参与者能够以“即时”的速度，十分迅捷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笔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为国际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提供了条件，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而东亚各国在金融自由化的国际大趋势下，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国际投机资金操作的危险性既缺乏警惕也缺乏监管的经验。

　　(3)大的国际风险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以20倍、30倍的高杠杆运作，其可动员的资金远大于中小金融市场所可承受的规模，使中小金融市场的些微缺陷，即可受到少数几家国际风险投资基金或投资银行的狙击而酿成大祸。国际上尚无制止和惩罚国际金融投机家联合炒作的法律。

　　国际金融一体化和由此带来的不稳定性的影响对任何东亚经济都是一样的。然而，东亚各经济受到这场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明显不同。泰国、印尼和韩国是遭受打击最重的国家，不仅汇率急剧贬值，GDP大幅下降，而且，还出现支付危机，而不得不接受IMF等国际机构条件严苛的救援。马来西亚在危机期间也经历了剧烈的货币贬值、银行危机和经济萧条，但是它并没有被迫寻求国际援助来满足短期支付的需要。新加坡货币贬值，但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8年为1.5%，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8年仅仅轻微下挫，为-0.5%。香港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8年为-5.1%，但货币虽遭受了几次投机资本的联手狙击，仍然维持住联系汇率。我国的台湾省1997年经历了一次15%的温和的货币贬值，但是它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在危机期间一直保持正的增长，1998年达到4.8%。大陆则在危机期间不仅没有贬值货币，而且，还保持了7.8%的增长速度，对东亚经济的复苏作出了为世人所称赞的贡献。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发现，东亚经济受到这场危机影响的严重程度和下述现象密切相关：

　　(1)贸易条件恶化和经常帐户出现赤字的程度。从1995年第二季度开始，受到影响最大的东亚五国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跌，到1996年，印尼经常帐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左右，韩国为5%左右，马来西亚为6%左右，泰国为9%左右。而受到危机影响相对轻微的经济，如新加坡、台湾和中国大陆，经常帐户支付余额都比较充足。

　　(2)经济增长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遭受严重打击的经济，其增长更多地依赖外债来支持，而那些所受打击相对轻微的经济外债较少。

　　(3)短期债务对外汇储备的比率。需要寻求国际援助的三个国家，不仅外债多，而且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率高，199年时泰、韩、印尼分别高达100%，203%，和176%，而其他经济则在50%以下。

　　(4)受到影响大的经济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不适当，裙带资本主义盛行。

　　(5)受影响大的经济，其企业的自有资金少，发展依靠高水平杠杆融资来维持，1996年泰、韩、印尼企业的债权对股权之比分别为185%，325%，和183%，其他经济一般在100%以下。

　　(6)受影响较大的经济其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也较大。

　　然而，仔细研究，上述现象其实和经济危机本身一样都是“果”而非危机产生的“因”。危机前东亚经济上述不同的表现其实是它们不同的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遭受危机严重打击的国家像韩国、印尼等，一般都追求赶超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而这种产业

　　不符合它们自身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没有自生能力。为了发展这些产业，政府除了提供税收减免之类的优惠外，还经常利用行政权力压低银行利率，并干预银行资金的分配。能得到这些便宜资金的一般是和政府关系较好的企业，于是裙带资本主义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由于这种产业不符合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在政府的扶持下虽然能够把它们建立起来，但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的竞争力差，因此，外贸容易有赤字。而且，企业在竞争性的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获利能力低，企业生产的扩大和升级只能更多地靠借贷，企业杠杆融资的水平必然高。开始时这些企业主要向国内银行借款，国内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越来就越依赖国外的借款来支撑。外国直接投资一般都倾向于利用当地的市场和比较优势，因此，要优先发展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一般只能使用借款，特别是自由度比较大的国际短期资本，导致了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例高。为了吸引外资的流入，不得不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放宽金融监管，大量外国短期资本于是流入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形成金融泡沫。

　　相反，受影响较小的台湾和香港它们的外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不高，外汇储备很大，短期债务对外汇储备的比率相当低，关键就在它们的产业发展更好地遵循了它们的比较优势。因此，外贸竞争力强，贸易盈余更多，有更多的外汇储备。它们的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也更有盈利能力。当它们的企业进行规模扩张和技术升级的时候，它们的项目融资能够更多地依赖自身的利润积累，更少地依赖外部资金来源。因此，它们的企业杠杆融资水平很低，整个经济的外债负担少，不需要大量依赖外债，可以从容地进行金融监管。新加坡的发展则更多地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外国投资者也是按新加坡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因此，外贸盈余多，外汇储备丰富，短期外债少，国际投机资本不易找到冲击的突破口。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最有活力的民营和合资企?t大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贸竞争力强，因此，大陆的外汇储备多，短期外债少，而且，大陆的资本帐户还没开放，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国际金融投机家无法对人民币进行狙击。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和金融的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趋利避害的一个关键是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经济。在东亚的这场危机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各项经济指标都好，国际投机资本难于找到可以狙击的机会，被波及时受到的不利影响也较小；反之，不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各项经济指标都差，经济的体质弱，容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目前东亚经济恢复的势头能否持续，类似的危机在未来是否还会再发生，很大的程度决定于背离比较优势发展的那几个经济，是否能将其发展的战略转变过来并做出相应的政府职能和宏观政策的改革。另外，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大量资金可以迅速跨国流动，风险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可以高杠杆运作，这些条件给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炒作提供了机会。当发生金融大鳄的狙击时，任何一个中小经济都很难承受得了这种冲击。因此，有必要建立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减低国际金融市场内生不稳定性对中小规模经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