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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基础教育不宜由市场导向
吴敬琏
张伯苓校长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半个世纪，然而他的学而不餍、诲人不倦的精神依然和我们在一起。在纪念校长逝世50周年的日子里，他60年前一次讲话的声音仍然在我的耳边回响。我是1941年秋季考进重庆南开中学的。那一年的开学典礼上由张伯苓校长亲自主持。他的讲话从“我为什么办南开”讲起，申论南开的办学宗旨。这次讲话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张伯苓青年时就读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在北洋水师服役。作为北洋水师的一名下级军官，显然早已对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败于实力不如自己的日本海军，以至1895年它的统帅在威海卫举白旗投降深感痛心。1898年，日本占领军将威海卫和刘公岛交还给中国。然而清廷迫于英国的压力，转手之间又将两地拱手租让给英国。张伯苓校长说，他当时刚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奉派随船前往刘公岛接收，亲眼目睹了先降日本旗，升起中国的龙旗，接着又降下龙旗，升起英国旗。这屈辱的一幕使他悲愤填膺，深感再不救亡图存，行将亡国灭种。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结论，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重建海军与列强周旋，而在于兴办新式学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所以立志终身从事教育，造就新的人才。于是他弃武从教，先在严范孙先生的家馆里教授西学，然后1904年与严范孙先生在天津南开创办新式学校，取名“南开学校”。正因为张伯苓办校宗旨端在育才救国，沐浴这种精神的南开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者，爱国爱群之公德；‘能’者，服务社会之能力”)为校训，培育学生努力增能，尽心为公。
最近几年来，政府提倡教育改革，打破了学校一律官办的老规矩，各地涌现了一批民办学校，与官办学校相竞争。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在民间兴学的潮流中提出的一些口号和出现的一些现象却使人不无隐忧。使我特别觉得不舒服的是有些地方办起了一种名为“贵族学校”的中等、初等乃至学前教育机构。这种学校往往以堂皇的建筑、豪华的设施、安逸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预期升学率相号召，吸引望子成龙的家长斥巨资送子弟入学。每当听人讲起这类故事，我就会想起自己在重庆南开中学求学的经历。
当时在重庆这个抗战时期的“陪都”，也有人把南开中学称为“贵族学校”。重庆南开的确教育了大批社会精英，仅在大陆的校友中两院院士就达数十名之多。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直到每座楼进门处“镜箴”上的“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的仪态要求，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总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谓的“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于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南开中学是以对课业的严要求出名的。初中部(男生)一年级五个班、二年级四个班到三年级只剩三个班。一年“刷”(淘汰)掉一个班。一般而言，两门课不及格就要被“刷”(淘汰)。而品行或体育只要一门不及格就会被“刷”。我自己在一年级上学期就差一点因为体育没有“达标”而被“刷”，后来靠其他功课成绩优良和承诺每天晚自习后跑800米才被允许升班续读。要求学生培养起高贵的道德情操、强健体魄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追求，才是南开号称“贵族学校”的真正含义。
据我理解，南开的教育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绩，首先是因为张伯苓把自己办学的目的明确规定为培养学子“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我对于当今十分走红的口号：“实现教育产业化”是怀有疑问的。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一提法也多少有点古怪，因为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分类，教育机构本来就和服务业乃至行政机构一样，属于第三产业，不需要再来一个“产业化”。看来人们之所以强调要实行“教育产业化”，无非是要把教育机构都办成盈利性的事业。对于这种要把所有的教育活动一概变成盈利性活动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教育分为许多不同的门类，其中一部分提供一般的技能训练，是可以商品化、市场化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例如基础教育，具有经济学所谓“外部性”，就是说它提供给行为者本身的效益远远小于提供给社会的效益，这类教育活动就不应当由市场导向。再如古文字学的研究能够帮助古代史的研究，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品味，但是很难由此取得高额的直接经济回报。如果要以盈利高低为取舍标准，这类专业只有关门大吉，那么以后要物色研究中国古文字学的学者只好到外国去找了。我国教育思想的另一种偏差，可能是与过去的苏联教育思想影响有关的。这就是把社会和人的关系看作是机器和螺丝钉之间的关系，专业分得很细，学生的知识面非常狭窄，认为只要精通专业技术就行了，而不注意对人的全面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技能，但是对社会却没有科学的完整的理解。我遇到过一位从“中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竟以为MIT只是一座 “工科大学”，而不知道MIT之所以负有盛名，不但是因为它有最好的工科专业和理科专业，还是因为它有最好的社会科学专业和人文学科。在后一类专业中，有几个系科的学术水平是居于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前列的，其中一个是经济学系，另外一个是语言学系。如果不区分情况而一概提倡市场导向将会使整个社会文化沦落。而如果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重技术而不讲操守，不讲道德，以粗鲁为荣，以升官发财为务，那么整个社会将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正常的社会生活将无法维系。不少人指出，目前我们不少学生过于急功近利，过于浮躁，放松了对基本素养的提高，这在专业选择和学习重点上都有表现。我认为，这些都是与上述错误认识和错误导向有关的。
* 选自李群林、丁润生主编《张伯苓与重庆南开》，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第116-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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