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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经济学在中国学术中是“西学”之一种，于是经济学博士们面临 着的种种批评之一便是“食洋不化”。殊不知这“化西入中”的工作 多么艰难，以致必须从原初的语言开始 “化”，才可能发掘出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学术传统的分殊。 界定了“分殊”才有可能“融合”。有了这么一个看法，虽不通“旧 学”，仍难免跃跃欲试，萌生了要在中国实行“经
济学的语言学转向 ”的愿望。
“经济学”的希腊文词根写成英文就是“econ-”，含有诸种意思：一、家庭治理，二、修建，建设，三、管理，筹建，四、计算，斤斤计较，五、节约。可见西方传统里的经济学在根本上就是从“齐家”或所谓“家庭经济管理”发展而来的。越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传统中的“工具理性”味道越浓厚，及至今天，透过充斥着主流经济学文献的数学推导，人们已经很难看到苏格兰启蒙时期经济学家们的人文关注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就是这样被遮蔽在了阿尔佛莱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萨谬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后面。
我不知道是谁最早把西文的“economics”翻译成中文的“经济学”，不过似乎最早将“经济”二字联用的是诗人杜甫。汉语很早就有了“经”字。章太炎《经学略说》：“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谓之经。“不过在竹书以前，必定早已经有了这个“经”字。《离骚》：“经，径也。”《说文》：“经，织也。”想必是在农耕时代，“经”字就有了道德涵义。《康熙字典》：“经谓经纬，…经尤义也，…南北之道谓之经，东西之道谓之纬。”又引《易·屯卦》：“君子以经纶。”《书·酒诰》：“经德秉哲。”《易传》：“能常德持智”，“经度之也”。《左传》：“夫礼天之经也。经者道之常。”
从“经者道之常”，又引申出了“治理”和“规范”的意思。《诗·大雅)：“经之营之。”《周礼》有：“体国经野”，“以经邦国”，“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者也。”这就导出下面的“济”字。
“济”，《说文》释名“济水”而外，无详解。《易经》有“既济”，“未济”二卦，其义似应从“治水”而来(治水，“齐水”也)，再引申为“利用”，“管理”，“完成”，“丰盛”，“给予”，“利益”。《康熙字典》引《诗·大雅》：“济济多士。”《易·系辞》：“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臼杵之利万民以济”。从“济”字的“规范”和“完成”义又引申出“中止”的涵义。《诗经》有“既不我嘉不能旋济”。《康熙字典》引《左传》：“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又见《辞海》引《书·陈君》：“必有忍，其乃有济。”所以，“济”字的“止”义含有后来《大学》“止于至善”的意思，与“明明德”相接，这就回到了“经”字。以上考证，并非要把我们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经济学”变成中国的“经义之学”。考证的用意是要揭示，当你看到，说到，和想到“经济”时，你没有办法回避掉“经济”二字所蕴涵着的中国文化传统，除非你的母语不是中文。
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涵义——经义之学和利益之学，可以论断：所谓“义利之辨”，其实是经济学核心的基本的问题之一。你也不妨认为这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经济学里面纠缠不休。或者更透彻，干脆就是“人身上的神性与兽性的冲突”的反映。这就回到了西学。其实经济学在苏格兰启蒙时代也和上面考证的中文“经济”二字的意思差不多，公认是研究“一个社会里生产，交换，消费”的学问(在苏格兰经验主义传统中，“学问”不能狭隘地称为“科学”)。而且亚当·斯密本人在写《原富》时反反复复地思考着的，是人的自利本性和人的恻隐之心哪一个应当作为解释经济行为的更重要的假设，在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确确实实存在着“义利之辨”。西学的经济学传统里存在“义利之辨”，是因为亚当·斯密深受好友大卫·休谟和社会哲学家雅当·佛格森的影响。前者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后者说：“人，生而具有社会性。”即便在《原富》发表以后的许多年里，亚当·斯密仍然被来自这两个方面的批评所困扰。
不过西方思想传统中，有强烈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倾向，苏格拉底是一个明证。反映到英美传统中，就是要追求逻辑上的清晰。或者说，在讨论任何意义上的分歧以前，首先要从语言上界定清楚语言本身的意义。殊不知这“逻各斯”原本是宇宙之“道”，其化生万物，法无定法。逻辑上再清晰的语言，其对言语者的主观意义总是在变化。西方人陷入“物我两执”的迷惑，一味要以“我”的理性为“物”立法。对于这个迷惑，西方人在现代哲学的阐释学之后才识破了。不过一旦识破这个“物我两执”，西方思想传统的发展就很趋近于东方哲学了。
我在《经济研究》一九九六年三月的文章里批评过，西方学术传统里的“经济学”，至今还没有越过这个“语言哲学转向”的门槛，所以有了今天人见人皱眉的“数学化”风气。我再重申一遍，我并不反对经济数学，我反对的是“不思考的经济学”。例如若干年以前有一次听到某经济学家大谈中国货币供给量如何如何，使用的语言是货币经济学教科书上通用的“M0，M1，M2，…”宏观集结量。我不能不打住他问道：“可以先解释一下你是怎样从微观层次集结到宏观的货币度量的吗？”这一问，他所说的各种货币度量在中国境内的经济学“意义”突然成了问题。类似地，那些毫不顾及中国经济的各种运行机制而计算出来的“货币流转速度”有什么经济学意义吗？计算中国目前某某商品市场的供给曲线的价格弹性而不讨论供给行为的经济机制，这“弹性”的经济学意义是否清楚呢？推而广之，常见到报道某某单位“研制”成功了“宏观经济预警”系统，为宏观经济决策“科学化”作出巨大贡献之类。仔细看看，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些“因子分析”统计方法，而且，众所周知，只要有两层以上的因子，其下层因子的现实经济学意义就不可观测从而不是“科学”的了。所有这些被当做科研成果产品叫卖的“经验拟合”式的“预警系统”都不能用于中国这样始终处在“过渡经济”的社会里。至少，在出售这些产品时应当警告用户：“本系统没有‘科学’基础，可靠性仅限于历史数据的拟合，若用于未来经济预警出现经济损失，本研制单位概不负责”等等，等等。
经济学在当代中国是“显学”，它的健康发展需要“经济批评”。有了批评，经济学就有了思考。我对经济学的思考，结果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批判的批判”，以及正在《经济学消息报》上连续刊载的那些“随笔”。这些文章是向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提出问题。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答，那是另一回事。孔子说：与不可说者说，妄说。海德格尔说：说出来的思顶多只能抓住不思的人的思想。“经济”原考，为的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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