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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有许多侧面，从许多角度来理解和定义。“ 私有制”这个概念当然可以从法学角度来理解，也可以从历史学，社 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角度来理解。这些理解相互之间是有差异的 ，也因此可能引起对话者的互相误解。例如经济学家们，特别是那些 愿意较多考虑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家们，如果注意到历史上出现 的“私有制”
的种种阴暗面，或许会因为这种从历史和发生学角度对 私有制的理解而忽略了从纯粹经济学角度对“私有制”所做的理解。 我对一个民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追求效率及其基本价值的问题，有过 一个论述，发表在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经济学消息报》上。这 里，我仅仅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谈论私有制的涵义。许多基本的道理其 实就写在经济学基础教科书里，但是这些道理往往需要放在具体实践 中才能够被人理解和领悟(这个“悟”字是很难的)。如果我有足够的 篇幅，我将会从历史学教科书的基本道理中说清楚私有制的史学和发 生学涵义，同样地，也可以说说私有制的政治哲学涵义。只有从各个 方面说清楚了这个概念的涵义，才可说是“搞清楚了”这个概念。这 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对话的辩证法”。
效率就是，说得含糊些(用局部均衡的语言)，用最小的成本把投入转换成预期的产出。达到这一“成本最小”状态的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利润最大化”假设(当然要有适当的市场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但是如果我们出于某种(往往是历史的或“文化的”)原因不喜欢“利润最大化”这个充分条件，那么我们可以试图找到“成本最小化”的所有必要条件，因为逻辑常识告诉我们，所有必要条件的总和往往提供了最弱的充分条件。我们相信，这个最弱的充分条件一定不会仍然要求利润的最大化(注意：数理经济学所谓“对偶原理”证明成本最小与利润最大“等价”在这里不适用)。但是我们面临的实践问题是：谁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必要条件集合可以产生这样的充分条件呢？至今为止人类只发现了市场制度，或者它的极端化的名称——“私有制”。如果你是经验主义者，你会对自己说：历史经验提供的这个“市场机制”，不论你喜欢不喜欢，总是一个最不坏的机制。如果你是理想主义者，或者甚至是哈耶克所批评过的那种“建构的理性主义者”，那么你尽可以对自己说：超越那个可恶的私有制吧！从历史经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给我自由吧！
私有制为什么就有效率？以及，为什么唯独私有制可以有效率？我希望读者在理解了上面那段分析以后，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这两个问题是不等价的。私有制，由于借助了利润最大化条件来实现效率，所以必定只是效率的充分条件，所以必定不排除其它的什么“所有制”的有效率性。所以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上面说过了，寻找其它的经济有效率的充分条件，那在根本上是一个实践问题(制度创新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对第一个问题的肯定的回答，是写在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里的。也许那些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学生们写的市场经济学教科书，对人们早已习惯了的市场的制度前提写得不太清楚。所以似乎总是有必要对我们现代(“社会主义”传统下的)中国人阐释得更详尽一些。
在经济学关于效率(“一般均衡”的效率由“边际替代率两两相等”保证)的论证中，是什么人的什么样的行为保证了所有产品两两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是什么样的冲动(行动的意愿)，在什么样的激励下导致了使资源达到有效率配置的行为？这些问题是制度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对第二个问题，制度经济学提供的一个最初步的回答是：只要经济机制的“设计”使得一切外部效应都不存在，也就是任何个人的任何行为的任何后果都由发出这个行为的个人承担，那么效率自然就实现了。但是在科斯本人看来，这个回答无疑是一句“废话”。因为这个回答等于是说：如果我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经济机制可以消除一切外部效果，我们的经济就会最有效率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知道设计一个有效率的机制所需的全部信息，我们就能够达到有效率资源配置。这是废话，因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理由就在于我们不可能知道设计一个有效率的制度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信息的全部，是由于制度的有效率性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静止不变的，不是独立于人的行为和人所积累的知识以及知识在人群中的分布的。
使一个制度有效率的那些信息，如同使资源有效率配置的那些信息一样，是分散在无数经济行为人当中的。只有参与谈判的人才可能知道谈判对手的情况，才可能提出较有效率的契约方式。但是这些信息是随外界不确定的环境变化的，是随人们积累的知识(对人的了解和对自然的了解)而变化的。于是制度经济学提供了更深入的回答：有效率的制度必须使“利润”与创造利润的人相结合。由于在静止不变的经济中没有利润，所以利润的出现，它的创造，本身就意味着环境和行为的不确定性的存在。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经济学教科书里的所谓“边际产出”，“边际效用”，以及“边际替代率”等等概念，在现实中就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了(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完备的信息来度量任何一个变量到“边际”的程度)。在现实中，在商学院和法学院里，我们只知道“平均价值”以及种种“平均度量”。正是这些平均度量指导着企业和法庭的日常实践。那些创造了利润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找到了新的途径获取信息，从而能够把不确定性降低一些，从而他们估计的“平均度量”比其他人的估计更加接近那个有效率的“边际度量”(包括边际替代率的度量)，从而他们创新之后的社会里出现了新价值与旧价值的差异，这个差异就是“利润”。所有这些道理都写在我以前的一篇文章里(《经济研究》一九九二年五月)。制度经济学提出的有效率制度的特征就是允许那些创造了利润的人分享(严格地说是占有)利润。在这一机制的激励下，人们将具有尽量接近那些“边际度量”的欲望，于是整个经济在渐进意义上不断改进自己的效率。这个以“平均度量”不断逼近“边际度量”的过程就是所谓“市场过程”。市场，在它的实践中，其实是一个过程，一般均衡只是这个过程理论上的结果和终点。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也就得到回答了。正是那些看到了创新机会的人想要占有未来利润的冲动推动着经济在微观层面上不断逼近那个两两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的效率条件。
那么怎样才可以让创造利润的人分享或干脆“占有”利润呢？仅在这个意义上(注意：这样我就把历史学和发生学意义上的私有制抽象出来了)，我定义“私有制”为允许并且保护一切创造了利润的人占有利润的那种经济制度。哈耶克说：“私有制”误导人，它应当改名为“分立的产权(several property)。”他是苏格兰启蒙传统中人，所以对他的概念的理解必须回溯到洛克，休谟，和康德的理论中去(详见我在《公共论从》一九九六年二、三期连载的文章)。在现代意义上，我上面定义的私有制，其涵义可以更加广泛。如果创造了某一项利润的是许多人，那么私有制就意味着让这许多人共同占有这笔利润。美国目前有许多企业(例如律师事务所，高科技咨询，航空公司)是地地道道的“合伙人制度”。正因为如此，哈耶克才认为“私有制”这个名称误导人们认为只有一个人占有才是“私有”。说“私有制”是一个误导的名称，还因为：任何私人的产权都依赖于社会承认。所以世界上从来没有脱离了公众认可的“私有产权”。不过关于这个理由的展开涉及道德与政治哲学(参见我在《东方》一九九六年五月和七月的文章《谈谈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
中国人追求效率，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事，是在船坚炮利的西方人威胁下为延续种族不得不为之的事。于是，中国人被一百多年来的“西化以求生存”纳入了“现代”以及“现代性”的逻辑。今天，种族生存不再是急迫的问题，当代中国人肯定会以其对生活的基本态度(那是深植于文化传统中今天仍然发生影响的态度)，批评自己的生活路向和存在方式。“超越私有制”，可以认为是对现代性逻辑的一种反省。不过抱了这种态度的经济学家大概要时时警惕着陷入乌托邦的危险。我这篇文章能够说明的，只是“私有制”这个古老概念的现代经济学涵义。在澄清了概念的涵义之后，如果仍然要求“超越”，那自然就是这里说的，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人存在方式的反思，值得敬重，值得讨论。如果像我在《读书》上曾经批评过的某些人，只是望文生义，看到“私有制”就想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想到中国人民要吃“二茬苦”，那就大可不谈“超越”，回家仔细读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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