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丁丁
亚当.斯密<原富>提出的两个基本原理是:(1)分工和专业化使产品单位成本大幅下降,从而国民财富增长;(2)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与专业化的广度和深度。一百多年以来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便是如此:分工使得每个人可以积累专业知识,知识再物化为“资本”形态进入生产过程,从而使成本沿着“学习曲线”迅速下降;成本下降通过竞争机制表现为价格下降,而下
降的价格提高了单位劳动收入的购买力;购买力增长进一步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张,后者又导致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这个动态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与国民财富增长的过程。从斯密到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其知识传统的主线也就是描述了这么一个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态过程。 然而,福柯以降,“后”学诸家向我们疾呼:由“规模”而提高经济的“效率”,必须支付的代价便是容忍强者通过“规模”来控制弱者。于是第三世界各国(经由华伦斯坦和麦金太尔之口)纷纷发问:谁之霸权?何种效率?
呜呼!人类的命运永远只是在理想与幻灭之间徘徊。不求发展吗?那你只好停留在美好的“原始”生活里。求发展吗?你就不得不容忍发展带来的“异化”。 这里没有什么“超越”进步与落后两分法的现实可能性。
谁说“天然垄断”是特殊现象,所以必须由政府出面干预市场?一切“天然垄断”都是需求规模相对于供给技术决定的有利可图的规模太小所致。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需求足够小,总可以发现 “天然垄断”现象。即便是亚当.斯密考察的制针业,当社会对针的需求停留在每年一枚的时候,供给技术所要求的一把简单的铁锤便足以造成“天然垄断”。所以,“天然垄断”处处存在,它根本就是“规模”的同义词;所以“霸权”问题处处存在,因为它根本就是“规模”的人格化;所以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追问和福柯关于“谁之霸权”的追问处处有效,因为只要资源是稀缺的，这类问题就注定要永远徘徊于任何有人群的地方的上空。民族主义者的尴尬之处在于,他们不考虑假如是他们而不是别人控制着“规模”,他们是否愿意放弃“霸权”。而当他们宣布“永远不称霸”的时候,他们指望别人相信他们文化里面有某种“不称霸”的基因。可是如此一来,难道他们可以免除“文化沙文主义”的嫌疑吗?
既然“天然垄断”处处存在,既然竞争远比垄断普遍,那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天然”垄断,那么任何垄断都只是“人为垄断”。如果社会只“需要”一枚别针,我们不会相信这个社会里存在着专门用来打制这枚别针的铁锤,我们同样不会相信这是一种“天然”现象。对别针的需求总是为获得别针所必须支付的代价的函数,而这一代价常常被人为地垄断在过高的水平上,例如社会只允许酋长佩戴别针。
有人争辩说,现代社会的产业,例如电讯产业,包含有“天然垄断”技术,例如“基础网”的重复建设“显然”是一种浪费;又有人争辩说,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拱手把国内电讯市场让给跨国公司,“显然”有损民族尊严。可是这些道理在我看来一点儿都不“显然”。首先,基础网的价格目前看来似乎有些像那个原始社会满足酋长佩戴的别针所必须支付的铁锤的价格,只要允许佩戴别针的代价不断降低,迟早会使铁锤不再成为“天然垄断”的技术。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垄断”制度下,供给者没有动机去降低生产的成本。我们必须看到,信息的重要性如此迅速地与时具增,而铺设基础网的物质成本如此迅速地与时具减。迟早有一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感到,重复铺设基础网所必须支付的代价与接受人为垄断基础网从而只有酋长才可以佩戴别针的现实相比,毕竟微不足道了;其次,仅仅由于国门之外狼群凶猛就闭关自守,拒不相信“天朝的崩溃”毕竟是“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展开。这样难道可以保存我们民族的尊严吗?难道不正是改革开放和由此产生的中国国民财富的空前增长才使得外国人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了吗?所以,那些被长期“天然垄断”着的人们迟早会追问:“谁之天然垄断?何种民族尊严?”
电讯业如此,金融业也如此。难道华尔街的金融霸权不是来自于它的金融市场的巨大规模吗?难道不花费巨大的长期的“沉入”投资就可以形成如此巨大的规模和牢固的信誉吗?所以我们大可以声称:金融业是更加典型的“天然垄断”行业,于是伴随着华尔街的规模和亚洲金融危机，就有人告诉我们:亚洲金融危机的祸首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和美国的金融扩张主义”，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12期);所以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不开放金融从而继续接受高昂的融资成本和交易费用,要么“与狼共舞”从而面临“民族金融”的危机。这类问题总让我想到日本的大米价格是美国大米价格的四倍以上,中国的电话费用是美国的六倍以上,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始”与“现代”的对比,或者,“规模”与“霸权”的取舍。
面临这样根本性的取舍,最忌讳的是以“民族”的名义替别人选择。为了我们每个人的自由，请把选择的权利还给我们每个人吧。
|
